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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隨其后，十月五日志愿軍在放衛星，宗城大捷的消息傳至上京導致遼國也慌了。耶律洪基真不想宋國強大起來，不想宋國得到河潢地區獲得更大縱深，于是再次召見宋國外交大使司馬光進行談判。

    遼國第二次的要求是：為仁慈計，為不造成過度流血，宋國志愿軍要全部撤離河潢地區，與此同時西夏軍團也撤離，三方握手言和，河潢地區仍舊交給吐蕃羌人統治，同時為責罰當時吐蕃人的對西夏邊境的騷擾，責令唃廝啰政權對西夏進行戰爭賠款牛羊馬匹若干。

    司馬光再次拒絕了這樣的不平等條約。

    但司馬光爭論的地方不是宋國志愿軍撤軍與否，而是事件誰對誰錯？

    于是在第三次談判中，司馬光居于宋國皇帝身體日漸不支、宋國內部恐將有亂的客觀因素，原則上認可宋國志愿軍撤離，但不接受唃廝啰政權錯誤的事實。司馬光認為：是漫咩在潢州的血腥不仁道作為，有失天下公理，放下嚴重的戰爭罪行。于是要求西夏撤軍的同時，西夏還要對唃廝啰政權和大宋進行賠款。

    于最后一次三方會談中，多吃己不確定西夏軍是否會輸掉戰爭，但是根據現有局面，王雱部實在太猛，拖延下去的持久戰對西夏更為不利。所以多吃己哪怕認為司馬光的條件有些過分，也原則上認可了，承諾火速回國匯同西夏的太后太師商議。

    就這樣，在遼國霸權各打五十棍的壓制下，三方會談達成了基本一致的意向，簽署了一個所謂的聯和聲明后，多吃己回西夏，司馬光火速回到汴京，于朝廷質疑“國家困難情況下部署志愿軍的不妥作為”。

    有司馬光煽動，皇帝趙禎暫時處于神志不清的情況下，大宋朝廷內部的反戰派聲勢也絕對不小。

    當然了，鑒于志愿軍的戰績包治百病，已經讓大宋有了不小的面子，所以這次他們不能算投降派，而是反戰派。反戰理由千奇百怪，不過主流觀點是財政和糧食安全問題：盡管現在大家信任神機雱不會輸掉戰爭，但西夏兩大軍團主力仍在，王雱不是神、不可能把他們快速滅掉，如此就變為了國力拉鋸，對大宋的財政、糧食、經濟等多方面都極端不利。

    持有這個觀點者眾多，呂公著，司馬光，甚至富弼也在其中。

    韓琦說了：這群人他們不信志愿軍可以在一年內結束河潢戰役，現在是多次勝利導致了外交形勢較好，議和還可以一定程度講條件。但戰場形勢瞬息萬變，萬一現在不止盈，后續手一滑出現失利，要再談判、恐怕條件就不那么好了。如果出現持續失利，那么國與國之間不存在什么感情和義氣，會再次出現慶歷年遼國陳兵邊境進行訛詐的形勢，這不是可能，而是一定會發生。歷史從來不溫柔，蠻族一直就是這樣訛詐收割漢人的。

    客觀的說，王安石認為反戰派的擔憂不無道理。他們這次不是喪權辱國，他們所擔心的事的確存在發生的可能。

    于王安石寫給志愿軍統帥的私信中，老王直言不諱的表達了對戰爭時限的擔憂情緒。老王認為兒子的軍事指揮已全然成熟，但并不是神，譬如四渡湟水過程中的七次遭遇戰，遇到了快速糾錯的卓洛蘭，也只是三勝、三平、一敗。那么在西夏主力仍在的情況下，如果西夏朝廷看清了漫咩的愚蠢，調整遠征軍統帥為卓洛蘭，則有可能把河潢戰場打為持久戰，把大宋拖入無盡的戰爭泥潭中。被戰爭拖住的大宋一但顯露出一絲疲態，就一定是遼國趁機武力訛詐的局面，那么幾年的發展成果又將被遼國霸權一次拿走。

    于是這個問題上，老爹王安石的觀點和富弼出入不大：他們一致認為司馬光有毛病，但在志愿軍的戰略目的已經達成，成功阻止了西夏占領河潢地區的現在，止盈停戰、休養生息未嘗不是可行之策。

    唯獨韓琦態度曖昧。這么重大的問題，韓琦也不是一味好戰，所以出來沒有公開指責他們的反戰。但韓大腦殼也以私信形勢，附帶一封給王雱的絕密信函：“你父親，富弼，包括王拱辰在這問題上說的不無道理，所以老夫不會公開批評他們投降主義。但老夫不信任司馬光的外交，所以我樞密院短期內，絕不會下達撤軍命令。現在皇帝不能理事，老夫要求你部志愿軍‘將在外不受命’，仍舊可以根據戰場具體形勢，調整你們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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