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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4家行商分別是泰和行、裕源行、義豐行和廣順行，其中泰和行顏時瑛欠債最多，達135.4萬元；裕源行張天球欠達43.8萬元，最后，顏時瑛和張天球迅速被官府宣布抄家，本人也被流放伊犁。

    其實4家共欠外債只有380萬元，他們借貸本金只有107萬，利滾利翻出3倍多。但這算不上東印度公司欺負他們，實際上是按照行市向他們放貸的，之所以利息如此之高，主要是因為中國商業文化一直不夠發達，在官府行政權力的高度擠壓下，民間沒有形成完善的金融體系，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某項產業越是發達，產品就越是廉價，中國金融市場不夠發達，借貸人獲取資金的成本自然也就越高，市場行情一般利率都高達20%到40%之間，這在西方已經是很高的高利貸了。

    這件事之所以鬧大，主要還是政治介入的原因，因為不管是107萬銀元，還是380萬銀元，雖然數目很大，但也不至于說整個十三行賠不起，十三行實行的是聯保制度，行商向洋人作保，交易才能進行，總商又向行商作保，最后實在還不起，還有總商進行保底。

    問題是這件事鬧到了官府層面，還一級級上報，連乾隆都知道了。這就麻煩了，乾隆皇帝很不高興，馬上下令嚴辦，直接讓刑部參與辦案，最后將兩家欠債最多的行商流放到了新疆。至于欠的錢怎么辦，乾隆大筆一揮，不就是錢嗎，還，還要雙倍還，欠380萬元，還760萬。直接讓粵海關從關余中撥付，然后分十年讓行商們歸還海關。

    有人將這件事歸因于乾隆的傲慢自大，當然有這個道理，可一般很少有人去追尋乾隆真實的想法。其實乾隆對此是發過一封上諭的，上諭中道“且朕此番處置，非止為此事，蓋有深慮。漢唐宋明之末季，受昧于柔遠之經，當其弱而不振，則藐忽而虐侮之，及其強而有事，則又畏戄而調停之，姑息因循，卒至釀成大釁，而不可救。……英吉利夷商一事，該督撫皆以為錢債細故，輕心掉之，而不知所關甚大，所謂涓涓不息，將成江河者也”。

    乾隆很明確的表示，雙倍賠付目的是讓夷人不敢藐視中國，因為歷史上往往是夷人藐視中國“則藐忽而虐侮之”，乾隆的政治目的，是繼續震懾洋人，讓他們看到中國的強大國力，依然是用政治的額角度來看待對外貿易的。

    后來馬嘎爾尼覲見乾隆的時候，英國政府特別交代過馬嘎爾尼，讓他不要在乾隆面前提及東印度公司跟十三行商人之間的商業糾紛，以免觸怒乾隆，誰知道乾隆卻得意洋洋的在馬嘎爾尼面前提起這些事，因為在馬嘎爾尼看來，那些商業糾紛是讓人不快的，可乾隆卻認為他的雙倍賠付是照顧了洋人，給了對方恩惠。

    1780年四行商破產之后，廣州官府跟當時的總商潘振承商議出了一個辦法，那就是成立了公行傭金，從十三行行商利潤中抽取百分之十，加上從每筆貿易中抽取百分之三單獨放在一個戶頭作為公積金，以應對這種破產之類的事件。

    可是完善的金融業沒有誕生出來，商人又始終有借錢的動機，難免就會被高利貸一次次纏身，終于在廣州圍城，行商們再一次大出血之后，他們中的許多人資金鏈斷裂，又一次步入破產的邊緣。

    許多人進行了自救，比如總商蔡世文等，他們加大了貿易量，拼命想做更多的業務，來彌補損失，魏連理成立的連利行是一個很好的貿易對象，現金充沛從不拖欠，而且為了搶貨源，還愿意提前支付定金。

    但他們這次虧欠太多了，不是一次貿易能夠緩過來的，所有行商中，除了潘家之外，基本上都資不抵債。

    此時新任海關監督上任，他不但不想幫著行商度過這個難關，還想著撈一筆呢。能當上海關監督的權貴，除了身份地位顯赫，門路廣之外，也得花費很多錢來打點，海關監督屬于內務府直接管理，內務府和戶部兩個部門這些年都是一個人在管，那就是和珅，想從和珅手里討到海關監督這種肥差，不出一筆血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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