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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典有兩座王宮，一座以王后的名字命名，稱作康妮宮，一座以國王的名字命名，稱作勝利宮。

    兩座宮殿一南一北矗立在雅典城的兩端，兩座王宮之間用三十米寬的筆直馬路連接，被稱作王宮路，已經是雅典城市最大的主干道。

    勝利宮坐北朝南，北方就是著名的雅典衛城和衛城所在的山丘，翻過山丘，則是雅典行政機構所在地，市政廳等都位于衛城山北方。

    以衛城山為界，雅典被分為了南北兩城，北城是管理雅典附近的行政機構，南方則是管理整個希臘的權力中心。王宮就是行政中心，周成功不設首相，他大權獨攬，一個小小的雅典，人口比不上中國的一個縣，在他看來，實在是不需要太多的行政機構和行政層級。

    作為一個野心勃勃的強勢君王，他極度反感制衡王權的議會制度，但他又不敢冒同時得罪自由派和地方勢力的風險，但在他統治的雅典，不設置議會，雅典就是一座真正屬于他這個君王的領地，雅典并不是一座城，而是以這座城為中心的一個地區。

    雅典只有一個議會，那就是全國議會，全國議會設置在一個不設置地區議會的地方，這一度遭人詬病，但周成功堅持拒絕雅典設立議會，他堅持認為雅典應該是國王直隸領地。至于這個全國議會，權力也被國王限制的很厲害，他沒有立法權也沒有行政權，議會只有討論法律的權力，他們達成一致意見，然后向國王請求。真正決定立法的，是國王和國王任免的最高法官。

    議會申請立法的請求，必須經過國王的同意才能具有效力，而國王可以隨時跟最高法官商議之后，就出臺法律。希臘這一套制度，在周成功戰爭建立的威望，以及向他效忠的軍隊的統治下，維持了下來。盡管整個歐洲都批評這套制度既不符合古希臘文明的原則，也不符合現代歐洲文明的原則，但周成功統治的國家，這些年偏偏就在及其快速的成長。

    尤其是在他大權獨攬的雅典地區，鐵路將港口和不深的內陸聯系起來，整個雅典迅速成長為整個希臘最發達的工業區。依托靠近黑海的地理優勢，希臘商品不斷向龐大的俄國傾銷，希臘商船坐著利潤最豐厚的中國和歐洲的轉口貿易。

    快速積累的工商業資本，不斷通過投資擴張著雅典地區的工業實力。即便是最緊缺的人力資源，也因為國王始終堅持希臘是所有說希臘語，信仰東正教的民族的祖國，從巴爾干地區不斷吸引貧苦的勞動力涌入。奧斯曼帝國統治的巴爾干地區東正教人口高達1400萬人，加上黑海和地中海其他國家的希臘僑民，希臘可以吸納的勞動力是接近2000萬人級別的。其中至少一半，是符合即說希臘語，又信東正教的條件的。而國王在雅典地區推行的移民政策十分松懈，其實只要符合任何一條，就可以直接移民雅典地區，在這里登基入籍，成為一個雅典人。

    大量的阿爾巴尼亞人、馬其頓人、保加利亞人、羅馬尼亞人涌入希臘，此時這些民族的民族觀念還沒有誕生。塞爾維亞只是一個地理名詞，保加利亞是一個歷史名詞，指的是歷史上的伏爾加河流域的保加爾人，羅馬尼亞連地理名詞都不是，是摩爾多瓦、瓦拉幾亞和比薩拉比亞幾個公國，是被奧地利吞并的領土。羅馬尼亞這個詞在奧斯曼帝國的詞匯表中指的是一個行省——羅馬尼亞行省（魯米利亞），是以東色雷斯和西色雷斯為中心、包括了保加利亞東南部和希臘東部的一個行省。

    這些復雜的歷史概念，讓希臘人本身，在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的語境中，就指的是絕大部分東正教徒。在之前，這些人則自認為是擁有羅馬公民權的羅馬人。這些人一般也自稱“羅馬人”或只稱“基督徙”。

    由于源于西歐的現代民族觀念在巴爾干地區的意識很模糊，歷史上，到了20世紀初，希臘和保加利亞愛國人士爭奪奧斯曼馬其頓基督徒農民效忠時，問這些農民“究竟是Romaioi(希臘人)或Voulgaroi(保加利亞人)”時，農民們還茫然地詢問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自己胸前畫著十字，然后天真地回答：“嗯，我們都是基督徒——你說的Romaioi或Voulgaroi是什么意思呢？”

    沒有現代民族觀念，更多人，哪怕是那些不說希臘語的民族，也只有宗教觀念，根本搞不清楚自己的民族成分，也不關心用民族來劃分的不同身份。加上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這些語言，其實都可以看作是希臘語的一個方言，這給了希臘王國吸納移民以極大的方便。

    以2000萬巴爾干地區說希臘語方言信仰東正教的人口基礎，雅典地區的工業化不斷吸引這些人口遷移，他們的語言在雅典匯聚，跟雅典當地方言融合，形成新的雅典語言，新的希臘民族。當然也有希臘其他地區的人口遷移到雅典地區，讓雅典地區的人口也飛速增長，現在每年都有數萬人涌入這里。在周成功執政不到十年間，雅典地區從一個人口不到二十萬的普通希臘地方，發展成了一個人口高達50萬人，其中30萬產業工人的工業地區。

    雅典地區的人口，已經達到了整個希臘人口的三分之一，在這種情況下，任何批評周成功執政的聲音，至少在雅典是沒有市場的。

    交通、教育、市政建設全面發展，雅典已經成了希臘最現代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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