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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晨杰和白鈺分兩路趕往現場，一個負責主城區到機場的七號路口，詹小天就困在那邊因此俞晨杰必須親自到場；一個負責港澳方向到機場的九號路口，車流量不如主城區但影響惡劣，這條路上往來的乘客近半是港澳和外籍人士。

    正府班子成員只有四位沒參加：樓遙繼續回港口主持苦逼的改制工作；云歌吟回領導小組處理千頭萬緒的麻煩矛盾；郭守聲協助周沐留守主持正府日常工作，同時做好相關情況的熟悉。

    前往繞城高速九號路口途中，梅芳容有條不紊匯報了修建楓嶺垃圾發電廠糾紛的由來：

    早在十年前市正府就計劃利用楓嶺縱深地帶和廣闊環境建造垃圾發電廠，然而消息傳開后林場附近居民擔心垃圾焚燒對環境、健康以及房價等帶來諸多負面影響，情緒激烈地到省府大院、市府大院前抗議，連續幾個晚上上街“散步”，圍攻前去勘探測量的技術人員等等，迫使該項目一度擱淺。

    問題在于隨著城市化的發展，人口迅猛增長，產業企業數量逐步上升，生活垃圾、工業垃圾等令得原有為數不少且設備老化的垃圾處理廠不堪重負，某些地區真正出現“垃圾圍城”現象。白鈺在上電、湎瀧采取的策略是把垃圾發電廠放到山里；吳曉臺則利用浩瀚無邊的大海；唯獨勛城沒辦法必須與居民區共存。

    林場一帶已是市正府能尋到的居民密度最小，地方最空曠且最易于通風、散發有害氣體……

    “垃圾處理和焚燒技術已經很成熟完善，理論上可將負面影響降到與普通工廠持平吧？”

    白鈺問道。

    梅芳容嘆息道：“理論如此可實際上……根據規定首先應嚴格遵守垃圾分類，然后將其中能燒且不產生毒素的垃圾用來焚燒發電；不能燒的如塑料類、金屬、玻璃、橡膠等做壓縮和無害處理后深埋或填海造田。但在實際操作中，十有八九都打著垃圾發電招牌拿正府補貼，不管能燒不能燒一律焚燒，產生大量燃燒不充分的垃圾……”

    生活垃圾本身含有二噁英，焚燒過程中未能完全破壞或分解會繼續殘留在煙氣、飛灰和低渣中；塑料、橡膠在焚燒過程中形成氯苯、氯酚、聚氯酚類物質等前驅物，在重金屬催化下也轉化成二噁英。

    二噁英被稱為“地球上毒性最強的毒物”，對生物酶有極強的誘變作用，具有“三致”作用即致畸、致突變和致癌。

    加之舊電池、日光燈管、電子元件、涂料、溫度計等含有汞、鎘、鉛等重金屬及化合物，焚燒過程中因高溫氣化形成氧化物、鹵化物揮發進入煙氣。重金屬易在人體內蓄積、導致慢性中毒，如慢性甲級汞中毒、慢性鉛中毒、骨痛病（慢性鎘中毒）等。

    無機汞在機體內可使腎臟、腦細胞受損害，使中樞神經系統發生障礙，也可導致畸胎、死胎。

    因此白鈺所說“理論上”，的確所謂垃圾無害處理只存在于理論上，即使監管相對嚴格、管理體系完備的歐美發達國家，隨著垃圾處理量的日益增加不得不花錢運到非洲、南美等不發達國家“二次處理”。說得漂亮叫做“二次處理”，實質人工挑撿出有價值的東西后依然一骨腦焚燒，只不過把垃圾及垃圾焚燒污染轉嫁到不發達國家而已。

    反過來想，倘若歐美發達國家垃圾處理能夠真正做到無害，何必花這個冤枉錢？老外精明得很。

    聽了梅芳容的介紹，白鈺深深感慨。

    這就是現代社會的鄰避效應，即居民們因擔心建設項目(垃圾場、核電廠、殯儀館等鄰避設施)等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從而激發嫌惡情結，滋生“不要建在我家附近”心理，并采取強烈和堅決的、有時高度情緒化的集體反對甚至抗爭行為。

    不甘承受“以我為壑”污染成本繼而衍生對正府引進各種項目集體抵制的背后邏輯是，地方正府規劃經濟項目或公共設施產生效益為全體社會共享，但負面影響卻由附近居民承擔，因而有反對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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