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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關鍵處，索盧參便有所悟，于是撐著因為患病而有些孱弱的身體，來到了已成一片廢墟的巴別塔前。

    此塔已經被毀，號稱是通往神國之門，看似滿地磚石一片廢墟，若是復原必然極高大。

    然而，他見過風箏，知道其實這塔就算復原，難道會有風箏飛的高嗎？若不能，難道區區幾十丈就能通神？

    又想到《泰誓》中的祝詞，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那么天豈不是符合人的？

    只不過，這民之所欲的民，以墨家的觀點來看，到底是“體”還是“兼”呢？是個體？還是說指的天下萬民的兼稱？

    若是個體，那么每個人為了財富、利益、子孫、繁衍所做的一切，都是民之所欲，那么天必從之，也就是說，人為此所作的一切都是對的，哪怕不擇手段，這是天賦予人的權利。

    這似乎又不對。

    若是兼稱……他似乎想明白了之前適和巨子講的一些他難以理解的東西。

    即便財富、利益、音樂、享受這一切，都是民之所欲，每個人集結而成才是萬民，萬民的欲望與個人的欲望在“兼”這個概念之下，卻又必須有所約束。

    那么，群與己、體與兼的界限在哪呢？

    他想到了適修正后的《尚同》篇，逐漸明白了墨子所言的那種歷史唯心的人類社會的形成過程：從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開始，人是混亂而自由的，為了自己的“欲”侵害著別人的“利”。

    于是為了民這個“兼”的概念，將體之利、與兼之利分開，選出了賢人為天子，兼收并蓄，集萬民之“善義”而成天下之“義”。

    這種看似損害了部分人的“欲”的“義”，實際上對于“民”這個“兼”的概念而講，是正確的。

    而這個義，又是可以萬民同商，或是以理性推論出來的。墨家稱之為天志。

    那么這個“天”就變得有趣了。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換種說法，是不是可以認為“民之所欲，天之所志”呢？

    若天志是永恒的，那么在人類出現之前，或者說在百人百義的年代“天志”這個東西就存在，只不過人們沒有發現，而墨家總結了出來。

    若天志不是永恒的，也就是說倘若這天下沒有人，那么就沒有關于“制度”的天志。但一樣，只要擁有理性和說知推理之術，一樣可以總結出來。

    這樣的話，天有沒有、是否存在，其意義不大。存在可以得知天志，不存在亦能推出天志，而“民之所欲即為天之所志”，“民為天之主”，那么一個完全不干涉人的社會的天……就變得毫無意義。

    有，或沒有，變得毫無意義的時候，這天的概念，也就只存在于“辯辭”之中。

    當一個東西，看不見、摸不著、感觸不到、對人無影響、也無法測量觸摸的時候，那到底是存在還是不存在呢？

    當想明白了這個關鍵之處，索盧參只覺眼前豁然開朗，這個困擾了月余的難題，一瞬間迎刃而解。

    那些之前不能夠理解的話，在想清楚這一點之后，也瞬間變得清晰。

    索盧參心想，是的，民乃神之主，民之所欲即為天之所志，那么之前自己不明白的那些東西也都變得合理了。

    這個民，是“兼”民，是萬民的代稱。

    每個人的需求都能滿足，便是萬民的需求都得到了滿足，也就是民之所欲、天之所志。

    但每個人的需求想要滿足，又不能夠依靠每個人為了自己的需求破壞別人的利益，因為損害的一個人的利益，這個“民”的概念便不完全。

    就像是索盧參在這十年一直沒有想明白的“非樂”，在這一刻他終于明白了巨子的意思。

    墨家非樂。原本，墨家的道理都是間斷的、獨立的、并不完全成體系的。

    索盧參不反對非樂，他是真正的墨者。

    非樂，既是子墨子言，又是一種道德上的同情，同時也是符合墨家利天下只說的。

    從墨家的“利天下”角度來看，子墨子言：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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