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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族們這些年施加在民眾身上的、因為距離泗上太近的對比所產生的怨氣，隨著墨家發動的輿論宣傳，竟然逐漸掃去了費國都城內的陰霾，露出了一片仿佛是朝陽將升、黑夜散去的希望。

    適既然少有的沒有用利益分析去說這次變革的可能與不可能；也沒有說明白這一次墨家提出的“利民”的建議對貴族而言到底有多么苛刻絕不可能接受，徐弱等人在費國都城的宣傳，便統一成了一種口徑。

    一種“理性分析下，可以得出必然會變革”的結論，但這個理性的基礎，卻是一種歷史唯心的推測，這種奇怪的糅合，變為都城的費人帶來的許多的希望。

    聚集的地方，墨家引導著民眾的心情，沒有傳唱《碩鼠》、《樂土》等一些明顯的“反”歌，而是傳唱一些頗有改良意味的《五子之歌》。

    正是“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這是一首勸誡君主的歌，并非是墨家篡改或是制作的，而是源于《夏書》。

    說的是昔年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従，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墨家看重的是“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這八個字。

    而徐弱等人又在宣揚“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這句話本該是幾十年后出生的荀子說的，但適既然已經抄襲過勸學篇，這番話自然也早超過。

    不管是《五子之歌》還是君舟民水，從“理性”的推斷來看，君主應該實行善政仁政，防止被民眾推翻才對。

    可是古往今來，君主卻鮮有實行仁政善政的，被民眾推翻這樣的事早在春秋時期就常常出現，弒君或逼君出國這樣的事屢見不鮮。

    究其根源，就在于缺乏了一根“利益”的分析，這是墨家擅長的，但是這一次卻故意回避這個問題，而是用這些說法來做理性的推論。

    于是民眾聽來，怎么看君主都會變革，不會有不變革的可能。畢竟，自己是水，君主是舟，若舟不想翻覆，就該讓水平穩才對。

    這只要不是傻子按說都會做出這樣的選擇。

    問題在于舟為何是舟？舟之上又坐著誰？坐在舟上的人需要什么樣的水？

    這些根源的問題，暫時被輿論所忽視，造成了一種假象：舟之上的人，理所當然是應該利于水的人。

    鋪天蓋地的宣傳之下，這件還未發生的事，似乎已經提前預定的結果。

    在都城的民眾看來，孟勝一來，經過勸說，國君必然改革，這已經是理性上板上釘釘的事情了，無可更改的。

    孟勝還有大約半個多月才能到達，所以現如今的苦日子也就只用再熬半個多月。

    民眾們均想，等到孟勝一到，自己就能過上和泗上一樣的日子。

    墨家沒說變革是否能夠成功，但卻一直在解釋變革的種種條款對民眾帶來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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