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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歷史上的商鞅變法不同，和此時的勝綽吳起在秦國的變法也不同。

    秦國的變法，那是自上而下的，君主和臣子利用才能和武力，壓制舊貴族，由那些叛墨自上而下地培養官吏，形成一個扎實的自上而下的集權國家，所以墨家在秦國的活動極為艱難。

    戴琮一沒有武力，沒有泗上墨家撐腰他不要說收拾整個宋國的貴族，就是和皇父一族單斗都斗不過。

    二沒有人才，他手里那幾個人才，管一兩座城邑還行，想要管轄整個宋國，效仿秦國的郡縣制度，那是癡人說夢。

    三沒有自己的人才培養體系，旁邊就是泗上，有才能的人多是從泗上游學過的。

    宋國這一次暴動的原因，也是因為貴族的欺壓和皇父一族想要集權編練常備軍的加稅，所以完全可以利用這一切，把宋國弄成一個支離破碎、但名義上一統的宋國。

    君子院和庶民院的兩院制不可能存在了，那么就搞地方自治和地方聯邦，徹底斷了宋國集權的可能。

    四年前那場大辯論之后，百家各自都有所發展，這也正是個機會。

    農家既然在宋國勢力頗大，號稱真正平等派，那可以攛掇他們這一次搞事，占據幾個城邑的主導權，在那里搞農家的制度；一些入世的道家、楊朱等學派，也可以在一些地方搞他們自己構想的制度；一些無政府派別希望能夠小國寡民、復歸自然、人人道法自然擁有自然法執法權的派別，也可以分去幾城。

    唯獨復古的儒家可能分不到地盤，因為這一次民眾暴動不可能再接受分封復古和禮法了，若是能夠自我變革，或許也有可能，但現在看來他們并不太可能。

    在認可一部分四年前大辯論中求同存異的“同義”的基礎上，各自為政，在大義同的前提下小義各異，讓宋國繼續存在，作為百家的試驗田，使得宋國絕對沒有可能集權。

    既說君子朋而不黨，但如今正統的貴族君子已經所剩無幾，各家都有自己所代表的利益，以利而聚歸納其義則為黨，宋國隨他們去搞吧。

    在此設想之下，適將自己的想法大致地說了說。

    有人道：“如此，就需要在和其余百家的人商議一下。我相信他們肯定是愿意的，不管是楊朱還是道家，都有入世的部分，農家更不必提。操作起來卻也不難。”

    “本身諸多學派都在宋國活動，本地的信徒也不少，都是士人，管轄一地的能力至少不下于那些貴族，也更容易適應新的局面，大多都是些反禮法、反圣人的。”

    此時信徒的含義，并不只是信徒，而是代表著這是一些有治國理政能力的識字階層，雖然在泗上已經不稀罕，可在別處那都是人才。

    沒錢就不可能認字，不認字就不可能知道道義之別，不知道道義之別就不可能選擇道、農、儒、楊等學派。

    最底層的農夫，他們其實根本弄不清楚其中的區別。

    貴族既然可以憑借門客和家臣統治封地，其實一個學派依靠學派的徒眾統治一城一邑也非難事，最起碼要比那些舊時代的貴族管轄的好。

    另一人道：“只是農家學派要注意一下，他們的真正平等的想法……過于空想，而且……絕對不適用于商丘和泗水地區。”

    適道：“除了商丘城內的失地民眾外，他們在商丘和泗水地區富庶的城邑，信徒并不多，也沒有民眾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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