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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者開始養育馬匹耕牛，堆積肥料，能夠種植各種作物配合泗上的工商業發展；貧者經營不善，稍微出現點意外就難以維持，最終賣掉了自己的土地。

    一部分富者擁有數百畝的土地，開始雇傭農工勞作。

    貧者要么成為雇工，要么逃亡泗上。短短七八年時間，雖然不至于過于嚴重，但是痕跡已經非常明顯。

    這兩種模式，都是泗上默許的，甚至是支持的。

    一方面不用擔心不穩定因素，泗上的執政能力和財政能力，哪怕工商業沒有發展，也足以消化掉這些人口開墾新的土地。

    另一方面，泗上工商業的急速發展需要原材料、需要糧食、需要人口做工。

    尤其是伴隨著這七年的擴軍備戰，工商業發展更為迅速。棉布紡織、木料加工、造船、油料、漆皮等和擴軍備戰息息相關的行業發展極為迅速，利潤極大，到處都缺人。

    然而泗上的村社作為穩定的兵員，政策是不允許出現宋國的這種情況的，泗上人口三十年不算遷徙逃亡而來的，自然增長也遠超從前，可仍舊難以彌補這么大的用工缺口。

    再加上政策傾斜保護泗上村社的穩定，更不可能從本地獲取大量的廉價人口。

    經過七年前的同義會之后，也確定了“樂土”的階段性發展的道義，使得這兩種模式都算是一種特殊情況下的嘗試。

    這種嘗試對泗上有利，但是對于那些失去土地逃亡的貧苦農夫而言，自然無利。

    春秋時代的村社傳統和井田制思想殘余，在一些失地者那里頗有些回流反動的意思。

    譬如村社土地不能買賣、人死之后重新授田、村社自治之類的思潮，也開始有所流傳。

    于是便出現了第三種模式，和泗上的村社制度有點像但又完全不一樣的模式。

    這種模式算是農家空想的一種嘗試，和墨家推動工商業發展和啟蒙萌芽的道路完全是相悖的。

    一方面農家不重視手工業，認為應該做到市賈不二價，賢者與民并耕，他們的出發點不是為了集中資本發展工商業打下基礎，而是一種空想之下的反動回溯。

    另一方面農家控制的地方工商業不發達，始終處在一種被泗上傾銷的地位，他們卻又不集中力量當然也沒有力量發展工商業。

    若是在偏遠地區或者遠離泗上這個工商業極為發展的地區，這種小國寡民村社自治市賈不二價賢者并耕的空想也是可以實現的。但偏偏距離泗上太近了，巨大的沖擊之下，出現了太多的問題。

    本身這就是一種托古的平均空想，農家的那一套屬于是對社會變革的恐懼。一方面要忍受貴族封建制的剝削、一方面又要承受工商業者的利潤，再加上距離泗上太近，不出問題就鬼了。

    泗上的村社模式投入太大，需要的識字人口太多，需要一個工商業發展的周邊環境，可以說維持一些泗上就已經是墨家的極限了，不可能拓展到整個天下。

    于是在楚國即將被攻破、形式一片大好的情況下，必須要作出一個選擇，今后天下的模式是什么樣？

    既不能完全按照泗上的模式，因為各地情況不同，不可能同一視之；二則是泗上的發展模式其實就是經濟殖民擴張，吸著四周和天下九州的血養一州，若是將天下視作一個整體，那么這種模式就不行了。

    對楚開戰之初確定的原則，就是走第二條道路，放棄第一條道路和第三條道路。

    也就是放棄“貴族利用封地封建勞役特權，通過工商業的發展和對農夫的壓榨而轉型”的這條必然會保留大量封建殘余的路。

    也放棄了“復古”的井田制村社變種。

    也就是說，采取分地、貧富分化、自然兼并的發展政策。

    一方面人少地多，真要是出了事，周邊有的是土地可以移民，只要執政能力夠強，再多數倍的人口也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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