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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反觀香港，其工業化巔峰是在1970年，之后便開始了長達二十多年的衰落之路。沒錯，香港工業的衰落不是始于八十年代，而是從七十年代就已經初露端倪了。

    其中的典型案例是紡織業，歐美國家從六十年代開始，逐步對紡織產品實施了越來越嚴格的進口配額制度，于是以出口導向為主的香港紡織業很快遭到了重創。

    正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香港輕工業發展碰到了天花板，對此感觸最靈敏的自然是香港的企業家們。于是從六十年代末開始，大量香港企業家逐漸轉型成了香港地產商。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么港英當局對發展香港工業沒有興趣？

    因為殖民政府的核心工作，是維持英國的殖民統治，而不是發展本地的經濟。甚至在殖民當局看來，以華人為主導的香港工業要是崛起太快，會使得華人的力量難以控制，最后危及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

    所以，英國人才會吹噓所謂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換句話說就是我不給你們扯后腿，讓你們自由發展，已經是天大的恩賜了。

    中國古代有苛捐雜稅猛于虎的生動比喻，所以總有許多人認為，稅收少的政府，就一定是好政府。

    其實這是一種極為愚蠢的觀點，判斷一個政府合不合格，在于其有沒有為廣大人民謀福利。

    只要收上來的稅能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么稅負的高低并沒那么關鍵。按照后世的許多統計標準來看，中國是全世界稅負最高的國家之一。

    結果中國的工業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非但沒有破產，反而一步步發展成了世界工廠。而香港是全世界稅率最低的地區之一，但本地的工業卻已經基本死絕了。

    只能說英國人當初“朝三暮四”的手法玩得很溜，把一大批人忽悠瘸了，以至于幾十年后還有人懷念當年當狗的舊時光。

    香港表面上的直接稅負看似不高，但卻通過土地出讓金這種間接的變相稅收，在對所有香港人進行狠狠的搜刮。

    國內的許多政策都是學的香港，結果差點把地方財政學廢了。后世龐大的地方債務，已經成為懸在國人頭頂上一座危險的堰塞湖。

    看一個地方的稅負水平高不高，其實只需看那里的財政支出有多大就行了，畢竟政府手里的錢不可能憑空變出來。

    比如美國現在執政的里根政府正在積極降低稅率，共和黨能這么做的原因，一方面是要推行小政府主義，減少不必要的開支，另一方面還要配以大規模財政赤字。

    以至于美國政壇有一句很流行的話，叫做民主黨存錢共和黨花。

    但港英當局在香港可不是推行小政府制，比如香港是全球警民比例最高的地區之一，而且香港還對公務員實行高薪養廉政策，由此產生的龐大開支自然要由全體香港人買單。

    高地價直接導致了香港資產估值出現泡沫，使得香港長期承受了遠高于周邊地區的通脹壓力，而這極大地損害了香港工業發展的潛力。

    實際上除了賣地之外，港英當局還幾乎對外發賣一切可以出售的東西。比如電力、電話、電視、巴士線路、出租車牌照、證券經紀牌照等等。

    這些專營權對港府來說未必都像土地拍賣那么賺錢，只不過港英當局作為殖民政府，希望自己的治理難度越簡單越好。

    所以這種帶有極高壟斷性質，類似于早期買辦制度的專營權，在香港一直盛行不衰，幾乎遍及所有公共領域。

    服裝產業是香港工業的第一大支柱，但因為服裝屬于紡織產業，受《多種纖維協定》影響，香港向許多國家出口的紡織和服裝產品，都會有嚴格的配額限制。

    香港有以何東為首的老四大家族，還有以李家成為首的新四大家族，其實制衣業還有一個“配額四大家族”的說法。

    羅氏針織的羅家、麗新制衣的林家、肇豐紡織的方家、萬泰制衣的田家，他們并不是全港規模最大的四家服裝廠，但掌握了香港大部分的成衣配額，每年靠著炒賣炒賣自己手里的配額而大獲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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