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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將領如要謀逆，若只有其一已之力，匹夫之勇，縱要生亂，禍害亦是有限。若其裹脅屬下軍兵一齊作亂，甚至割據城池，叛變通敵，其為禍程度，可就大了去了。

    最典型的例子，就如現在剛剛投靠了清廷的河南總兵許定國。

    這個可惡的漢奸，在收了南明朝廷給的巨額養兵糧餉之后，卻反而將自己的兒子送給清軍當人質，又誘殺了興平伯高杰，再渡河投靠清軍，讓清虜如虎添翼之余，卻亦給南明的北邊防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惡果。

    可以說，這廝的叛變，有如在一架天平上給敵手加了一顆重重的砝碼，令清明雙方實力對比徹底改變，并因為這天平徹底失衡，最終讓南明朝廷滅亡，漢人政權就此終結。

    這般痛事，令太子王明每每想起，便為之扼腕嘆息。

    反過來講，如果這許定國下面，還有很多監察與掣肘的因素在其中，讓他不得在軍中隨心所欲胡作非為，那他想要叛變投敵，只怕也沒那么容易。而朝廷這邊，也不會因此消息不通而無法作出正確的反應與抉擇。

    因此，太子王明最終決定，要設立單獨的部門，帶對將領與軍隊，實施更強有力的管控。

    這個部門的運作模式，與后世共軍將領與政委共同領軍的模式，極其相似。

    即將領管軍事打仗，政委管審核監察，從而完美地實現了打仗訓練與政治管控的相互結合。

    共軍這般做法，使自已的軍隊在組織度與可控度上上，完勝同時代的國軍部隊。

    這也是為何常有大批的國軍將領率軍叛變投共，卻極少有共黨將領能率軍去投敵的原因。

    故而，這個模式被王明借鑒過來，倒是今為古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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