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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史公說：淳于髡仰天大笑，因而齊威王橫行天下。優孟搖頭歌唱，因而打柴為生的人得到封地。優旃靠近欄桿大聲一喊，階下持盾衛士因而得以減半輪值。這些事跡難道不都是偉大而值得頌揚的么！

    貨殖列傳

    老子說：“太平盛世到了極點，雖然鄰近的國家互相能望見，雞鳴狗吠之聲互相能聽到，但各國人民卻都覺得自家的飲食最甘美，自己的衣服最漂亮，安于本地的習俗，樂于自己所從事的行業，直到年老死亡也不互相往來。”到了近代，如果還要按這一套行事，那除非堵住人民的耳目，否則幾乎是無法施行的。

    太史公說：神農氏以前的事，我不了解。至于像《詩》、《書》所記載的虞舜、夏朝以來的情況，則是人們的耳目總要極享聲樂美色之好，嘴巴總想嘗盡各種肉食的美味，身體安于閑適快樂的環境，心里又夸耀著擁有權勢、才華的光榮。統治者用這種風氣浸染百姓已經有很久了，即便用老子的那些妙論挨家挨戶地去勸導，也終究不能感化誰。因此，最好的辦法是順應他們，其次是因勢利導，然后是加以教誨，再加以整頓約束，最壞的辦法是與民爭利。

    山西盛產木材、竹子、谷子、苧麻、牦牛尾、玉石；山東盛產魚、鹽、漆、絲、聲樂美女；江南出產楠木、梓木、生姜、桂花、金、錫、鉛、朱砂、犀牛、玳瑁、珠璣、象牙獸皮；龍門、碣石以北地區盛產馬、牛、羊、氈裘、筋角；銅和鐵則分布在千里之內，礦山到處都是，有如星羅棋布。這就是各地物產分布的大概情況，都是中國百姓所喜好的，俗話說的穿著、飲食、養生、送葬的物品。所以，人們要靠農民種地來取得食物，要靠虞人上山開采、漁夫下水捕捉來獲得物品，要靠工匠制造器具，要靠商人流通貨物。這難道還要官府發布政令，教化征召百姓限期集會嗎？人們都各自施展才能，竭盡力量，來得到自己想要的。所以，貨物低價時就到別處求得高價出售，貨物高價時就到外地求得低價購進。人們各自努力從事自己的本業，樂于做自己的工作，就像水往低處流那樣，日夜沒有休止的時候，不用征召便會自動前來，不用強求民眾便會生產。這難道不是符合規律、順應自然的證明嗎？

    《周書》上說：“農民不種地會使糧食缺乏；工匠不制造會使器具缺少；商人不做買賣，會使吃的、用的和金錢這三種寶物無法流通；虞人不開發山澤會造成資源短缺。”財物匱少了，就無法進一步開發山林水澤。農、工、商、虞是人民穿衣吃飯的來源。源大則富裕，源小則貧困；來源大了，上可以使國家富強，下可以讓家庭富足。貧窮或是富裕的機會，沒有誰能剝奪或是施予，但聰明的人總是財富有余，而愚笨的人往往貧窮不足。所以姜太公被封在營丘時，本來那里多是鹽堿地，少有人煙，于是姜太公便鼓勵婦女去紡織刺繡，竭力提倡工藝技巧，又吩咐人們把魚類、海鹽販運到其他地區，結果別國的百姓和財物紛紛流入齊國，像錢串那樣絡繹不絕，像車輻那樣聚集齊國。所以，齊國能生產冠帶、衣履供天下所用，而東海、泰山之間的各路諸侯都整理好衣服去朝拜齊國。后來，齊國中道衰落，管仲重修姜太公的事業，設立了管理財政的九個官府，使得齊桓公得以稱霸，數次以霸主身份會合諸侯，匡正天下政治；而管仲本人也得到三歸臺，雖然他的官位只是陪臣，卻比各諸侯還富有。自此后，齊國富強，一直延續到威王、宣王統治時期。

    所以說：“糧倉充盈了，人們就會懂得禮節；衣食豐足了，人們就會知道榮辱。”禮生于富，而廢于貧。所以君子富有了，就喜歡做好事；小人富有了，就會隨心所欲地去做他能做的事。江水深，魚兒就在此處生存；山林深，野獸就在此處藏身；人富有了，仁義就會依附于他。富有者得勢時更加顯赫，失勢時，他的門客也無處容身，所以心情不快。在夷狄那里，這種情況更是顯著。俗語道：“家里有錢的人，不會因犯法而受刑死于鬧市。”這話不是空的。所以說：“天下人熙熙攘攘來往穿梭，都是為利而來，為利而往。”那些有千輛兵車的天子、有萬戶封地的諸侯、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害怕貧窮，更何況編入戶口冊里的普通老百姓呢！

    過去越王句踐在會稽山之上被圍困，就任用范蠡、計然。計然說：“知道快打仗了，就要做好打仗的準備；了解貨物何時為人所需，才算懂得商品。善于體察時機與用途，就能看得清楚各種貨物的供需行情。所以，歲在金時，就能豐收；歲在水時，就要歉收；歲在木時，就會鬧饑荒；歲在火時，就會干旱。旱的時候，就要備船以待澇；澇的時候，就要備車以待旱，這是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一般來說，六年一豐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一次大饑荒。糧價每斗二十錢，農民的利益會受損害；每斗九十錢，商人的利益要受損失。商人受損，錢財就無法流通；農民受損，田地就會荒蕪。糧價每斗最高不高于八十錢，最低不低于三十錢，則農民和商人都能獲利。平價出售糧食，調整物價，使關卡稅收和市場供應都不缺乏，這些就是治國之道。至于積貯貨物的道理，是務求完好堅牢，沒有滯留的資金。買賣貨物的時候，凡是易腐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險囤積以求高價。研究商品過剩或是短缺的原因，就會通曉物價貴賤的道理。物價貴到極點，就會歸于賤；物價賤到極點，就要歸于貴。當商品貴到極點的時候，要及時賣出，將其視同糞土；當商品賤到極點的時候，要及時購進，將其視為珠寶。商品貨幣的周轉流通要像流水那樣。”句踐按著計然的策略治國十年，越國富強了，能用一大筆錢去收買士兵了，可以使士兵們不顧箭射石擊去沖鋒陷陣，就像口渴時要搶著喝水一樣，終于報仇雪恨，將吳國滅了，繼而耀武揚威于中原，成為“五霸”之一。

    范蠡已經協助越王洗雪了會稽被困的恥辱，便慨然長嘆道：“計然的策略有七項，越國只運用了其中五項，就實現了雪恥的意愿。既然施于治國這么有效，我要也用它治家。”于是，他便乘一葉扁舟漂泊江湖，改名換姓，到齊國叫鴟夷子皮，到陶邑叫朱公。朱公覺得陶邑是天下的中心，與各地諸侯國四面相通，是貨物貿易的場所。于是治理產業，囤積居奇，抓住時機尋求利益，而不責求他人。所以，善于治理產業的人，要能選用賢人并且把握時機。他在十九年間三次賺得千金錢財，兩次分散給貧困的朋友和遠房的兄弟。這就是人們所謂的富裕了便喜歡做仁德之事的君子了。范蠡后來年老力衰，聽任子孫處理他的產業，子孫繼承了他的產業并有所發展，于是達到巨萬家財。所以，后世人談論富翁的時候，都稱頌陶朱公。

    子貢曾跟著孔子學習，離開孔子后去衛國做官，又運用賣貴買賤的手段在曹國和魯國之間經商，孔子的七十多個高徒之中，端木賜（即子貢）是最富有的。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憲（即子思）窮得連糟糠都吃不起，隱居在陋巷里。而子貢卻乘著四馬并轡的車子，帶著束帛厚禮去拜訪、饋贈諸侯，他所到之處，國君只與他行賓主之禮，而不行君臣之禮。孔子能名揚天下，是因為子貢在人前人后輔助他。這便是所謂得到形勢的幫助而使名聲更為顯著吧？

    白圭是西周人。魏文侯在位的時候，李克正著力于開發土地，白圭卻樂于觀察市場行情以及年景好壞的變化，所以當貨物過剩而被低價拋售的時候，他就收購；當貨物不足而被高價需求的時候，他就出售。谷物成熟的時候，他將糧食買進，出售絲、漆；蠶繭結成的時候，他將絹帛棉絮買進，出售糧食。他知道，太歲在卯位的時候，五谷豐收；轉年年景會變壞。太歲在午位的時候，會出現旱災；轉年年景會很好。太歲在酉位的時候，五谷豐收；轉年年景會變壞。太歲在子位的時候，天下會大旱；轉年年景會很好，會有雨水。太歲復歸卯位的時候，他囤積的貨物大概比往年要增加一倍。要增加收入，他便收購下等的谷物；要增加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收購上等的谷物。他能做到不講究吃喝，節制嗜好，減少穿戴，與奴仆同甘共苦，他抓住賺錢的時機就像兇猛的野獸和飛禽捕捉食物那樣迅捷。所以他說：“我經商致富，就像伊尹、呂尚制定謀略，孫子、吳起帶兵打仗，商鞅推行變法那樣。如果一個人的智慧達不到隨機應變，勇氣夠不上果敢決斷，仁德做不到正確取舍，強健不能夠有所堅守，盡管他想學我的經商致富之道，我終究是不會教給他的。”因而，天下人要經商致富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因為有所嘗試，有所嘗試才有所成就，這不是馬虎行事就能達成的。

    猗頓靠經營池鹽起家。而邯鄲郭縱靠冶鐵起家，其財富多得可以與王侯相比。

    烏氏倮從事畜牧業，等到牲畜眾多之時，便全都賣掉，再購買各種奇異的物品和絲織品，將其暗中獻給戎王。戎王再以十倍于所獻物品的東西補償給他，送給他牲畜，多到要用山谷為單位來計算牲畜的數量。秦始皇下詔烏氏倮可與封君同列，按規定時間與諸大臣一起進宮朝見。而巴郡寡婦清的先祖自從得到朱砂礦后，竟好幾代人獨攬其利，家產也多到不計其數。清雖是個寡婦，卻能守住先祖的家業，用錢財保護自己，不被他人侵犯。秦始皇覺得她是個貞婦，便以客禮對待她，還為她蓋起了女懷清臺。烏氏倮不過是邊鄙之地的畜牧主，巴郡寡婦清不過是窮鄉僻壤的寡婦，卻能與皇帝一樣名揚天下，難道不是因為他們很富有嗎？

    漢朝建立，天下統一，朝廷便開放關卡要塞，廢除開采山澤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賈得以暢行天下，交易的貨物流通順利，他們的欲望都能得到滿足，漢朝政府又將豪杰、諸侯和大戶人家遷到京城來。

    關中地區從汧、雍二縣以東到黃河、華山，沃野千里。從有虞氏、夏后氏時代開始上貢賦起，便把這里當作上等田地，后來公劉遷居邠地，周太王、王季住在岐山，文王興建豐邑，武王治理鎬京，因此這些地方的人仍保有先王遺風，愛做農事，種植五谷，重視土地，將干壞事看得非常嚴重。直到秦文公、秦德公和秦穆公定都雍邑，雍邑地處隴、蜀要道，商人很多。秦獻公時遷居櫟邑，那里北御戎狄，東通三晉，也有很多大商人。秦孝公和秦昭襄王將咸陽治理得很好，漢朝也將咸陽當作都城，并在長安附近建了諸陵縣，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集中于此地，這里地方很小，人口又多，因此當地百姓越來越鉆營取巧，多從事商業。關中地區以南則有巴蜀地區。巴蜀地區也是一片沃土，盛產梔子、生姜、朱砂、石料、銅、鐵和竹木之類。南邊可抵御滇地、僰地，僰地多出僮仆。西邊鄰近邛地、笮地，笮地出產馬和牦牛。然而巴蜀地區交通閉塞，雖修了千里棧道，與關中無處不通，但只有襃斜通道控制其出口，聯通四方道路，用多余的物品來交換短缺的物品。天水、隴西、北地以及上郡與關中地區的風俗相同，西有羌中的地利，北有戎狄的牲畜，畜牧業天下第一。可此處地勢險要，只有長安與其相通。所以，整個關中地區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不過占天下十分之三；然而這里生產的財富，卻占天下十分之六。

    古時候，唐堯定都河東晉陽，殷人定都河內殷墟，東周定都河南洛陽。河東、河內與河南這三地位于天下的中心位置，好比是鼎的三個足，是王者更迭建都的地方，各有數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歷史，此地狹小，人口眾多，是各諸侯聚會之所，所以當地民風小氣節省，熟悉世故。楊邑、平陽邑人民，往西可以到秦、戎狄地區經商，往北可以到種、代地區經商。種、代兩地在石邑以北，接近匈奴，多次遭受掠奪。當地民風強直、好勝、扶弱抑強，不愿從事農業和商業。但由于該地鄰近北方夷狄，常有軍隊出入，所以從中原運過來的物資，時常有剩余。當地民風強悍而不務農事，從三家尚未瓜分晉國的時候，就已經有人對其民風感到憂慮，而到趙武靈王的時候，就更為助長了這種民風，當地民風仍保有趙國的遺風。所以楊、平陽兩地的人民在其間游刃有余，能得到他們想要的。溫、軹地區的人民往西可去上黨地區經商，往北可去趙、中山一帶經商。中山土地貧瘠，人口眾多，沙丘一帶還有紂王傳下來的殷人后代，百姓性情急躁，靠著投機取巧生存。男子們常聚在一起游戲玩耍，慷慨悲歌，白天圍在一起殺人搶劫，晚上就挖墳盜墓、制造贗品、私鑄錢幣，多有美貌男子，去當歌舞藝人。女子們則彈奏琴瑟，到處游走，向權貴、富豪討好獻媚，有的女子被納入后宮，遍及諸侯之家。

    邯鄲也是漳水和黃河之間的一個都市。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民風與趙相似，但由于地靠梁、魯，民風稍顯莊重而又看重操守。衛君曾將都城從濮上的帝丘遷到野王，野王的民風崇尚氣節，扶弱抑強，保有衛國的遺風。

    燕國的故都薊也是渤海和碣石山之間的一個都市。南通齊、趙，東北與胡人交界。地處上谷到遼東一帶，地方偏遠，人口稀少，多次遭胡人侵擾，民風與趙、代地區大致相仿，民風迅猛兇悍，百姓不愛思考，當地盛產魚、鹽、棗、栗。該地北鄰烏桓、夫余，東面可以控扼穢貉、朝鮮，真是一個有利的戰略位置。

    洛陽人向東可去齊、魯經商，向南可去梁、楚經商。所以泰山南部是魯國故地，北部是齊國故地。

    齊地被山海環繞，方圓千里都是沃土，適宜種植桑麻，盛產彩色絲綢、布帛和漁鹽。臨淄也是東海、泰山之間的一個都市。當地民風從容豁達，通情達理，人民足智多謀，愛發表議論，鄉土觀念很重，人口不易外流，不敢聚眾斗毆，但敢于暗中傷人，所以常有搶劫別人財物的人，這是大國的風尚。此地士、農、工、商、賈五民齊全。

    而鄒、魯兩地鄰近洙水、泗水，還保有周公傳留下來的風尚，喜好儒術，講究禮儀，因此當地民風小心拘謹。人民多經營桑麻產業，沒有山林川澤的資源。土地少，人口多，人們小氣吝嗇，害怕犯罪，遠離邪惡。等到國力衰敗的時候，人民愛好經商，追逐金錢和利益的程度比周地百姓還厲害。

    自鴻溝以東，芒山、碭山以北，直至巨野，過去都是梁、宋的地方。陶邑、睢陽也是都市。唐堯在成陽興起，虞舜在雷澤打過魚，商湯曾在毫定都。當地民俗還保有先王遺風，寬厚莊重，出了很多君子，喜好農事，雖然沒有豐饒的山河物產資源，人們卻能省吃儉用，以積累財富。

    越、楚之地具有西楚、東楚以及南楚三個地區的不同風俗。自淮北沛郡到陳郡、汝南郡、南郡，此為西楚地區。這里民風剽悍輕捷，容易發怒，土地貧瘠，很難積累財富。江陵原是楚國國都，西通巫縣、巴郡，東有物產豐饒的云夢。陳郡在楚、夏交接之處，流通漁鹽貨物，居民多從事商業。徐、僮、取慮一帶的人清廉嚴苛，信守諾言。

    彭城以東的地區，包括東海、吳、廣陵一帶，此為東楚地區。這里的風俗與徐、僮一帶相似。朐、繒以北之地的風俗與齊地相同。浙江以南地區的風俗與越地相同。自從吳王闔閭、楚國春申君以及漢初吳王劉濞這三個人招致天下樂于游說的子弟以來，吳地東有豐富的海鹽，還有章山的銅礦，以及三江五湖的資源，亦是江東的一個都市。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一帶屬于南楚地區。此處風俗與西楚地區大致相似。楚國自從失去郢都后，遷都壽春，壽春亦是一個都市。而合肥南有長江，北有淮河，是皮革、鮑魚、木材會聚的地方。因為與閩中、干越的習俗混雜，所以南楚人民善于辭令，巧言善辯，少有信用。江南地勢低，氣候潮濕，男子壽命短。該地盛產竹木。豫章出產黃金，長沙出產鉛、錫，但礦藏極為有限，開采之所得不足以抵償支出的費用。九疑、蒼梧以南直到儋耳，與江南地區的風俗大體相同，其中有許多楊越風俗混雜其中。番禺亦是當地的一個都市，是珠璣、犀角、玳瑁、水果、葛布之類的匯集地。

    潁川、南陽是原來夏朝人居住的地方。夏人施政崇尚忠厚質樸，還保有先王留傳下來的風尚。潁川人民敦厚老實。秦朝末年，曾將不法之民遷徙到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臨漢水、長江、淮水。宛亦是一個都市。當地民風雜亂，好惹事。人民多以經商為業。以行俠仗義為己任，與潁川地區的人交往甚密，所以直到現在還被稱為“夏人”。

    天下各地的物產不均，有少有多，民間各地習俗也各不相同，山東人吃海鹽，山西人吃池鹽，嶺南和沙北本來也有諸多地方產鹽，這方面情況大體如此吧。

    總而言之，楚、越地區地廣人稀，以稻米為主食，以魚類為菜肴，刀耕火種，灌水除草，瓜果螺蛤等物不用從外地購買，就能自給自足。該地占據有利的地形，食物豐足，沒有饑饉的憂患，所以人們茍且偷生，沒有積蓄，多貧窮。因此江淮以南既沒有挨餓受凍的人，也沒有千金富戶。沂水、泗水以北的地區，宜種植五谷、桑麻，宜飼養六畜，地少人多，多次遭受水旱之災，百姓喜好積蓄儲藏，所以秦、夏、梁、魯地區的民俗是喜好農事而重視勞力。三河地區及宛、陳等地也是如此，再加上從事商業。齊、趙地區的民眾喜歡耍機巧，靠投機謀利。燕、代地區的居民以種田、放牧、養蠶為業。

    由此可見，賢人在朝廷上出謀劃策，爭議論辯，堅守信義、死守節操及隱居深山之士自命清高，設法提高自己的名聲，他們究竟都是為了什么呢？都是為了富貴。因此，清廉的官吏就能長久任職，時間久了，便會更富有；商人公平交易，就能因多賺錢而富有。追求財富，是人們的情性所在，是用不著學習，任誰都想要追求到的東西。因此，壯士在軍隊里攻城時搶先登攀，遇敵時沖鋒陷陣，斬將拔旗，冒著箭射石擊向前進，不怕赴湯蹈火的艱難，這就是所謂的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那些民間的青少年，殺人埋尸，搶劫犯罪，挖墳盜墓，私鑄錢幣，既行俠也妄為，讓朋友替自己報私仇，暗中藏在隱蔽的地方躲避追捕，不避法律禁令，如同快馬奔馳般往死路上跑，其實都是為了錢財。如今那些趙國、鄭國的女子，精心打扮，彈著琴瑟，舞動長袖，腳踩著輕便的舞鞋，用眼神挑逗，用心思勾引，出外不遠千里，招攬男人不分老少，也是為富貴而奔忙。游手好閑的公子哥們，帽子、寶劍配飾講究，外出時車輛坐騎成排結隊，也是為顯示富貴的架子。獵人和漁夫們，起早貪黑，冒雪披霜，奔跑于深山峽谷之中，不避猛獸傷害，為的是得到各種野味。進出賭場，斗雞比狗的人，個個爭得面紅耳赤，爭相自我夸耀，一定要爭取勝利，是因為怕輸錢啊。醫生方士以及各種靠技藝謀生的人，焦思苦慮極盡其能，是為了獲得更多的報酬。官吏士人舞文弄墨，私刻印章，偽造文書，不避殺頭之險，這是被他人的賄賂迷惑了。至于從事農、工、商、賈以及畜牧業，原本就是為了增加個人的財富。如此殫精竭慮，全力索取，終究是為了不遺余力地奪取財物。

    俗話說：“販柴的不出一百里，賣糧的不出一千里。”在某個地方住上一年，就要種植谷物；住上十年，就要種植樹木；住上一百年，就應用德行招來人。所謂德，說的就是人才。如今有些人，沒有官職俸祿或是爵位封邑的收入，但生活也快樂富有，可以與有官爵的人相比，被稱為“素封”。有封邑的人享受租稅，每戶每年繳納二百錢。享有千戶封邑的君主，每年租稅的收入就有二十萬錢，朝覲天子、拜訪諸侯以及祭祀饋贈，都要從這里支出。普通百姓從事農、工、商、賈等行業，有一萬錢，每年可得二千錢利息，擁有一百萬錢，每年可得二十萬錢利息，而雇人服役交租賦的費用都要從這里支出。擁有一百萬錢的人家，就能隨心所欲地享受吃喝玩樂了。所以說在陸地上養馬五十匹，養牛一百六七十頭，養羊二百五十只，在草澤里養豬二百五十頭，水中占有年產一千石魚的魚塘，山里擁有成材的大樹一千株；安邑有千棵棗樹；燕、秦有千棵栗子樹；蜀、漢、江陵地區有千棵橘樹；淮北、常山以南與黃河、濟水之間有千棵楸樹；陳、夏有千畝漆樹；齊、魯有千畝桑麻；渭川有千畝竹林；還有名揚國內、擁有萬戶人家的都城，郊外畝產一鐘的千畝良田，或者近千畝的梔子、茜草、千畦生姜、韭菜：諸如此類的人的財富都可與千戶侯的財富相比。然而這些致富的資本，人們不用去市井察看，不用于外地奔波，坐在家中就能不勞而獲，身有隱士之名，而又得到豐裕的收入。至于那些窮人家，雙親年老，妻子兒女瘦弱，逢年過節時沒有錢祭祀祖宗鬼神、贈人路費、與人聚餐，吃穿都難以自足，如此貧困還不覺得羞愧，那就沒什么可比的了。所以，沒有錢財就只好出賣勞力，稍有錢財便斗智以追求更富有的生活，已經富有的便爭時逐利，這是常理。如今為了謀生，誰能不冒著生命危險便獲得所需物品，那就應該得到賢人的鼓勵。所以，靠從事農耕而致富為上，靠從事工商業而致富次之，靠奸詐手段甚至違法而致富則是最下等的。沒有深居山野不肯出來做官的隱士的德行，而又長期貧賤，喜歡妄談仁義的人，也足夠值得羞愧了。

    凡是編入戶籍的百姓，對于財富是自己十倍的人就會低聲下氣，相差百倍的就會懼怕人家，相差千倍的就會被人家役使，相差萬倍的就會做人家的奴仆，這是事情的常理。要從貧窮走向富有，務農不如做工，做工不及經商，刺繡織綿不敵倚門賣笑，此處所說的經商末業，乃窮人致富的手段。在交通發達的大都市里，每年釀一千甕酒，一千缸醋，一千甔漿，屠宰一千張牛羊豬皮，販賣一千鐘谷物，一千車柴草，還有制造身長千丈的船只，一千株木材，一萬根竹竿，一百輛馬車，一千輛牛車，一千件涂漆木器，一千鈞銅器，一千擔原色木器、鐵器及染料，二百匹馬，二百五十頭牛，一千只豬、羊，一百個奴隸，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鈞棉絮、細布，一千匹彩色絲綢，一千擔粗布、皮革，一千斗漆，一千瓶酒曲、鹽豆豉，一千斤鮐魚、鮆魚，一千石鯫魚，一千鈞鮑魚，三千石棗子、栗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件石羔羊皮衣，一千條毛氈毯，以及一千種水果、蔬菜，還有一千貫放高利貸的錢，貪心的商人獲利十分之三，廉潔的商人獲利十分之五，這類人家也可與千乘的富貴人家相比，這是大體情況。至于其他雜業，如果獲利不足十分之二，那就不是我所謂好的致富行業。

    請讓我簡略說明當今那些賢者之所以能致富的情況，以便后世之人得以比較選擇。

    蜀地卓氏的先祖是趙國人，靠著冶鐵致富的。秦國擊敗趙國的時候，卓氏遷居，他們的家產被擄掠，只有他們夫妻兩人推著車子往遷處去。同一批被遷徙的其他人，稍有多余的錢財，便爭著送給主事官吏，央求把他們遷到近處，近處是葭萌縣。只有卓氏說：“葭萌狹小，土地貧瘠，我聽說汶山下面是沃土，地里長著大芋頭，芋頭的形狀像蹲伏的鴟鳥，這樣人們到死也不會挨餓的。當地百姓善于做買賣。”于是就主動要求遷到遠處，結果被遷到臨邛，他非常高興，就在有鐵礦的山上冶鐵，用心籌劃，最后在財勢上壓倒了滇蜀地區的居民，以至富貴程度達到奴仆一千人。他在自家的田園水池里盡享射獵游玩的歡樂，可以比得上國君逍遙。

    程鄭是太行山以東遷來的降民，也經營冶鑄業，他常把鐵制品賣給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其財富與卓氏相抵，與卓氏同住在臨邛。

    宛地孔氏的先祖是梁國人，也以冶鐵為業。秦國攻下魏國后，孔氏被遷到南陽。他便在當地大規模經營冶鑄業，開辟魚塘養魚，并時常帶著成群結隊的車馬游訪諸侯，借此得到經商發財的便利，博得游閑公子樂善好施的美名。然而他贏利的部分，遠遠超出了施舍給他人的那部分錢，這使他聲望勝過那些吝嗇小氣的商人的同時，家財也多達數千金。因此，南陽人做生意全都效法孔氏的從容、穩重、大方的舉止。

    魯地民風節儉吝嗇，曹邴氏尤為突出，他也是靠冶鐵起家，家財多達幾萬錢。然而，他的家人都遵守這樣的家規：低頭抬頭都一定要有所得，一舉一動都不能忘利。他家在各地租賃、放債以及做買賣。因為這個緣故，鄒魯地區有不少人舍棄儒學而一心求富，都是受了曹邴氏的影響。

    齊地民風是鄙視奴仆，而刀間這個人卻偏偏重視奴仆。人們將兇惡狡猾的奴仆視為禍害，唯有刀間收留、任用他們，讓他們在漁鹽商業上追逐利益，或讓他們乘坐成群結隊的車馬，去與地方官員結交，并且更為信任他們。刀間終于在他們的幫助下，擁有數千萬錢的財富。因此有人說：“與其出外求官，不如在刀家為奴。”說的就是刀間能通過豪奴致富而又能讓他們為他鞠躬盡瘁。

    周地的百姓原本就吝嗇，而師史尤為突出，他以車運輸貨物返運賺錢，車輛數以百計，在各諸侯國間往來，無處不到。洛陽地處齊、秦、楚、趙等國的中心位置，窮人在富人家學做生意，常將自己在外經商時間長作為優勢而相互夸耀，多次路過家鄉也不進家門。因為師史能籌劃任用這種人，所以能擁有七千萬錢的財富。

    宣曲任氏的先祖是督道倉的官吏。秦朝敗亡的時候，豪杰們全在爭著搶金銀珠寶，而只有任氏用地窖儲藏糧食。后來，楚漢兩軍在滎陽相持，農民無法種地，米價每石漲到一萬錢，任氏靠賣谷發了大財，豪杰們的金銀珠寶全都歸了任氏，任氏因此而發了財。一般富人都爭相比誰更奢侈，而任氏卻崇尚節儉，致力于種田畜牧。一般人都爭著低價買進田地和牲畜，任氏卻專門買貴而好的。任家數代都非常富有。但任氏的家規是，非自家種田養畜而來的物品不吃、不穿，沒有做完公事就不得飲酒吃肉。以此為鄉里做出表率，所以他很富有，而皇上也很尊重他。

    邊疆地區開拓之際，只有橋姚獲得馬千匹，牛二千頭，還有羊一萬只，粟以萬鐘計算。

    吳、楚七國叛亂的時候，長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隨軍出征，需要借貸有利息的錢，高利貸者認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在關東，而關東戰事勝負未知，沒有人愿意把錢貸給他們。只有無鹽氏拿出千金，其利息是本錢的十倍。三個月后，吳、楚叛亂被平定。一年之中，無鹽氏得到比本金多十倍的利息，因此財力可與關中富豪相匹敵。

    關中地區的富豪，大都是田姓人家，如田嗇、田蘭。還有韋家栗氏、安陵和杜縣的杜氏，家產也極為龐大。

    以上都是些赫赫有名、與眾不同的人物。這些人都不是靠著爵位俸祿收入或是靠著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致富的，全是靠推斷事理，懂得進退取舍、隨機應變而贏利，以經營工商末業而致富，靠購置田產務農而守財，以各種強效的手段奪取一切資源，并用法律政令等方式將其維持下去，其變化大概是這樣的，所以值得記述。至于那些致力于農、畜、工、虞或商的人，憑著權勢和金錢而成為富人，大者能壓倒一郡，中者能壓倒一縣，小者能壓倒一鄉，這樣的事情更是多得不可勝數。

    精打細算、勤勞簡樸是發財致富的正路，但想要變成富人還必須能出奇制勝。種田務農是笨拙的手藝，而郅氏靠著它富到列鼎而食。賣羊肚兒本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事，而濁氏靠著它富到車馬成行。給馬治病本是一個淺薄的事，而張里靠著它富到擊鐘佐食。這些人都是因為心志專一而致富的。

    由此可見，致富并沒有固定的行業，而財物也沒有一定的主人，有本事的人能夠聚集財富，沒本事的人則會破敗家財。千金之家可以比得上一個都會的封君，億萬富翁便能與國君一樣享樂。這就是所謂的“素封”者嗎？難道不是嗎？

    太史公自序

    過去顓頊統治天下的時候，讓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主管地理。唐虞統治之時，讓重、黎的后代繼續職掌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時期。因此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統治時期，程伯休甫便是他們的后裔。周宣王的時候，重黎氏因失去掌管天文地理的職守而成為司馬氏。司馬氏世代職掌周史。周惠王與周襄王統治期間，司馬氏離開周都，去了晉國。后來，晉國的中軍元帥隨會逃往秦國，司馬氏也遷居少梁。

    自從司馬氏離開周都到了晉國之后，司馬氏族人分散各地，有在衛國的，有在趙國的，有在秦國的。在衛國的一支中，有人做了中山國的相。在趙國的一支中，有人以傳授劍術而名聲顯揚于世，蒯聵就是這一支的后代。在秦國的一支有叫司馬錯的，曾與張儀爭論國事，于是秦惠王派他率兵攻打蜀國，攻取蜀國后，就做了蜀地郡守。司馬錯的孫子司馬靳，侍奉武安君白起。少梁當時已更名為夏陽。司馬靳與武安君坑殺趙國在長平的士兵，回國后他與武安君一起被賜死在杜郵，葬于華池。司馬靳的孫子司馬昌，是秦國主管冶鐵的官員，生活在秦始皇的時代。蒯聵的玄孫司馬卬，曾做過武安君的部將，并率軍攻占朝歌。諸侯分封為王的時候，司馬卬被項羽封為殷王。漢王劉邦攻打項羽之際，司馬卬歸降漢王，漢朝廷將殷地改置為河內郡。司馬昌的兒子是司馬無澤，司馬無澤擔任漢朝的市長。司馬無澤的兒子是司馬喜，司馬喜擔任五大夫，他們死后都葬在高門。司馬喜的兒子是司馬談，司馬談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拜唐都為師學習天文，拜楊何為師學習《易經》，拜黃子為師學習道家學說。太史公于建元至元封年間為官，他擔心學者不能通曉各學派的要義而固執謬論，于是論述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的要義：《周易?系辭》中說：“天下人的追求相同，而具體的思慮卻多種多樣；實現的目標相同，而采取的手段卻大相徑庭。”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致力于如何治世，只是各家的說法不同，有明白的，也有的不明白的地方罷了。我曾私下研究過陰陽家的方術，發現它夸大吉兇禍福的預兆，有很多的禁忌避諱，使人感到拘束并多有所畏懼，但陰陽家關于四季運行順序的論述，是不可丟棄的。儒家的學說廣博但缺少綱領，勞力卻很少有功效，因此該派的主張難以全部遵從；然而它所制定的君臣父子之禮，明確的夫婦長幼之別，是不可改變的。墨家學說儉嗇而難以遵從，因此該派的主張不能全部照辦，但它關于加強農業生產，節省財政支出的主張，是不可廢棄的。法家主張嚴刑酷法卻刻薄少恩，但它確定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張，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感到拘束而容易失去真實性；但它弄清了名與實的關系，是不能不認真考察的。道家使人精神專一，行動合乎無形的規律，使萬物得以自足。道家是依據陰陽家有關四季運行順序的學說，吸收儒、墨兩家的長處，撮取名、法兩家的精要，隨著時勢轉移而轉移，順應事物的變化，樹立良好的風俗，處事立世無不適宜，意旨簡約扼要又容易把握，辦事少而功效多。儒家則不同。他們將君主視為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導而臣下應和，君主先行而臣下隨從。這樣就使得君主勞苦而臣下卻安逸。再說大道的要旨是舍棄剛強和貪欲，不耍花招，將這些放在一邊而用儒術治理天下。過于勞神就會精神衰竭，過度勞力就會身體疲憊，身心過于勞累，不得安寧，卻想要與天地共存，那是不可能的事。

    陰陽家覺得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氣各有宜、忌的規定，順應規定就會昌盛，違背規定不死則亡。這未必是正確的，所以說陰陽家“使人感到拘束而多有所畏懼”。春季萌生、夏季成長、秋季收獲、冬季儲藏，這是自然界的重要法則，不順應這個法則就無法制定天下綱紀，因此說“四時運行的順序是不能丟棄的”。

    儒家以《詩》、《書》、《禮》、《易》、《樂》、《春秋》這“六藝”為準則，而“六藝”的本文以及釋傳數以千萬計，幾代相繼也不能弄通其中的學問，有生之年也無法窮究其禮儀，所以說儒家“廣博但缺少綱領，勞力卻很少有功效”。至于制定了君臣父子之禮，明確了夫婦長幼之別，是哪一家都不能改變它的。

    墨家亦崇尚堯舜之道，談論到堯舜的品德行為時說：“堂口只有三尺高，堂下土階只有三級，用茅草搭房頂而不加修剪，采櫟木做椽子而不經刮削。用土簋盛飯吃，用陶铏盛湯喝，吃的是粗飯，喝的是藜藿做的野菜湯。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裘。”墨家的人為死者送葬，只用一副只有三寸厚的桐木棺材，送葬者哭喪卻不能過于哀痛。教給人民這樣的喪禮，必定將此視作給萬民做表率。假使天下人都照這么做，那就沒有貴賤尊卑的區別了。時代不同了，時勢變化了，人們的事業必定不會相同，所以說墨家“儉嗇而難以遵從”。墨家學說的要旨是加強農業生產，節省財政支出，這的確是使得人給家足的辦法。這是墨家學說的長處，是哪一家都不能廢棄它的。

    法家不分親疏遠近，不別貴賤尊卑，凡事一律依照法令來決斷，這樣就把親近親屬、尊敬長輩的倫理斷絕了。這些手段可當作一時之計來施行，卻不能長期使用，所以說法家“嚴酷而刻薄少恩”。至于法家使主尊貴，使臣卑下，使上下職責明確，不得互相逾越的主張，是哪一家也不能更改它的。

    名家苛細煩瑣，糾纏不清，不識大體，使人不能反思其真實內容，一切取決于名稱，卻舍棄了一般常理，所以說它“使人感到拘束而容易失去真實性”。至于按照名稱來考察實際內容，為求名實相符而對名與實進行比較驗證，這是不能不認真考察的。

    道家主張“無為”，又說“無不為”，其主張容易施行，其文辭卻難懂。其學說以虛無為根本，以順應自然為原則。道家學說認為事物沒有一成不變之勢，沒有固定不變之形，所以能夠探究萬物的情理。不搶在物情之先，也不落在物情之后，所以能夠當萬物的主宰。有法而不任法，要隨著時勢而定；有度而不恃度，要隨著萬物而合。所以說“圣人的思想和功業之所以不朽，就在于牢牢守著順應時勢變化的原則。虛無是道的永恒規律，順應自然是國君治國的總綱”。群臣就位，君主應讓他們各盡其才。實與名相符者，叫做“端”；實與名不符者，叫做“窾”。不聽信空話，就不會產生奸邪之事，也自然分得清賢與不肖，看得出黑與白。關鍵就在于運用了，只要肯運用，什么事都能辦得成。這樣就合乎大道的一派混混沌沌的境界。光耀天下，重又返歸無名。舉凡人之所以活著，是因為有精神，精神則寄托于形體之中。過于勞神就會精神衰竭，過度勞力就會身體疲憊，形、神脫離就會死亡。死了的人不能復生，是因為形、神脫離后便不能復合了，所以圣人重視這一點。由此看來，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體是生命的依托。不先讓自己的精神和身體安定下來，卻奢談“我有辦法治理天下”，怎么能做到呢？

    太史公職掌天文，不治理民間的事務。太史公有個兒子名叫司馬遷。

    司馬遷在龍門出生，曾于黃河的北邊、龍門山的南邊過著耕田畜牧的生活。他十歲時便能誦讀古文了。從二十歲開始南游江、淮一帶，登會稽山，探禹穴，觀九疑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于齊、魯兩地的都會講學，考察孔子遺風，在鄒縣、嶧山參加鄉射之禮；在鄱、薛、彭城遭到困厄，路過梁、楚之地回到家鄉。這時司馬遷出仕做郎中，奉命出使向西征討巴蜀以南的地區，往南攻略邛、笮、昆明等地，之后回來向朝廷復命。

    這一年，天子開始舉辦漢朝的封禪大禮，而太史公此時滯留在洛陽，不能親身參與整個過程，所以心中憤懣，發病將死。他的兒子司馬遷正好出使歸來，在黃河、洛水之間與父親相見。太史公握著司馬遷的手低聲哭道：“我們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遠在上古虞夏之際便顯功揚名，職掌天文。后世中道衰落，如今將會斷絕在我手上嗎？如果你能繼續做太史，就接續了我們的祖業。現在天子繼承漢朝千年的大業，在泰山舉行封禪大禮，而我不偏偏能隨行，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之后，你一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后，不要忘記我想要完成的著述啊。再說孝道是從奉養雙親開始，進而侍奉君主，最終落實在立身揚名。靠揚名后世來使父母顯耀，這是最重要的孝道。天下人都稱頌周公，說他能論述并歌頌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揚周公、召公的風尚，表達太王、王季的思慮，乃至于再推到公劉的功業，并尊崇周族的始祖后稷。周幽王、周厲王之后，王道衰敗，禮樂衰微，孔子編輯整理了舊典籍，修復振興了被破壞、被廢棄的禮樂，論述《詩》、《書》，寫《春秋》，學者至今都在效法他。自魯哀公十四年有人捕獲麒麟以來至今四百余年，諸侯國相互兼并，各國史書丟棄散盡。方今漢朝興起，四海統一，明主、賢君、忠臣、為道義而死之士輩出，我身為太史都沒有對這些人加以論評記載，廢棄了天下的修史傳統，對此我深感惶恐，你可要記住啊！”司馬遷低頭流著淚說：“兒子雖然駑笨，但我會詳細論撰先人所整理的史料舊聞，不敢有缺漏。”

    太史公去世三年后，司馬遷任太史令，開始連綴匯集國家的藏書。司馬遷任太史令五年后，正值漢太初元年，十一月初一日冬至，漢朝開始改用夏正（即以農歷一月為正月），天子在明堂宣布實施新歷法，諸神接受太初歷。

    太史公司馬遷說：“先父說過：‘自周公去世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去世后到現在又有五百年了，有能繼承清明盛世，整理《易傳》，接續《春秋》，論述《詩》、《書》、《禮》、《樂》本義的人嗎？’意思就在此時，在此時吧！我又怎么敢推辭呢。”

    上大夫壺遂問道：“過去孔子為什么要寫《春秋》呢？”太史公說：“我聽董仲舒先生講：‘周朝王道衰退廢弛后，孔子擔任魯國司寇，諸侯討厭他，卿大夫阻撓他。孔子知道其政治主張不能被采納，道義無法實行，便在《春秋》中褒貶評定了發生在二百四十二年間的事情，想以此作為天下人評判是非的準則，貶抑無道的天子，斥責昏亂的諸侯，聲討為禍的大夫，為達成王道而已。’孔子說：‘我與其記載論述那些空洞的說教，不如舉出史實，這樣說明就更加深切透徹了。’《春秋》這部書，往上闡明三王的治道，向下辨別人事的紀綱，明辨嫌疑，判斷是非，論決猶豫不定的事，褒揚善的貶斥惡的，尊重賢才，鄙視不肖之人，使滅亡的國家得以保存，斷絕了的世系得以繼續，補救衰敝的事業，振興廢弛的一切，這是最重要的王道。《易》記載論述了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所以長于說明變化；《禮》規范人倫，所以長于教人行事；《書》記述先王的事跡，所以長于輔佐政治；《詩》記錄了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所以長于描述風俗；《樂》是論述音樂創作的經典，所以長于論述和諧；《春秋》論辯是非，所以長于處理人事。由此可見，《禮》是用來規范人的言行的，《樂》是用來啟發人心平和的，《書》是用來述說往昔政事的，《詩》是用來表達人間情意的，《易》是用來講述萬物變化的，《春秋》是用來闡明人間道義的。平定亂世，使其復歸正道，沒有什么著作能比《春秋》更切實有效。《春秋》不過數萬字，而其中要旨就有數千條。萬物的聚散離合都在《春秋》里面。在《春秋》一書中，記載了弒君事件三十六起，被滅掉的國家五十二個，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住自己國家的數不勝數。考察其中原因，都是因為他們丟掉了立國立身的根本。所以《易》中說‘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說‘臣弒君，子弒父，并非一朝一夕的緣故，它的發展漸進已有很久了’。因此，國君不可不知《春秋》，否則就會連讒佞小人站在面前也看不見，奸臣賊子緊跟在后面也發覺不了。大臣不可不知《春秋》，否則就只會固守常規卻不懂得因事制宜，遭遇變故時不知如何靈活處理。做人的主君、父親若不通曉《春秋》大義，必定會蒙受最惡的名聲。做人的臣子、兒子若不通曉《春秋》大義，必定會陷于因篡位殺上的罪惡而被殺的境地，蒙受死罪的名聲。其實他們都認為自己做的是好事，只因為不通曉《春秋》大義，所以蒙受眾人的無端譴責卻不敢推卸罪名。不明白禮與義的要旨，就會弄到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君不像君就會被臣子冒犯，臣不像臣就會被誅殺，父不像父就會昏聵無道，子不像子就會忤逆不孝。這四種行為，是天下最大的罪行。把天下最大的罪名加在誰身上，就只能接受而不敢推卸。因此《春秋》這部書，是禮與義的根本之所在。禮是在沒發生之前禁絕壞事，法是在壞事發生之后施行制裁；法起到的作用顯而易見，但禮禁絕的作用卻隱而難知。”

    壺遂說：“孔子所處的時代，上沒有圣明的君主，下得不到任用，所以他才撰寫《春秋》，流傳下一部空洞的史文來裁斷禮與義，被視為帝王的法典。現在先生您上遇到圣明的天子，下能當官任職，萬事俱備，而且全都各得其所，先生所要撰述的、闡明的是什么呢？”

    太史公說：“嗯嗯，不不，不全然是這么回事。我聽先父說過：‘伏羲最為純樸忠厚，創造了八卦。堯、舜統治時期國力強盛，《尚書》中有所記載，禮樂是從那時興起的。商湯、周武統治時期國運昌隆，詩人便作了很多歌頌的詩。《春秋》褒善貶惡，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褒揚周王室，并不僅僅是諷刺譏斥。’漢朝興建以來，到當今英明的天子得到祥瑞征兆，舉行了封禪大禮，改訂歷法，更換服色，受天命澤被蒼生，海外不同風俗的國家，輾轉幾重來到中國邊關，請求進獻禮品、朝見天子的外國使臣不可勝數。我與百官們竭力頌揚圣德，仍不能完全表達自己的心意。再說人才賢能而不被任用，是國君的恥辱；國君圣明而功德得不到廣泛傳揚，是有關官員的罪過。況且若我在擔任太史令時，放棄天子的圣明盛德而不予記載，將功臣、世家、賢大夫們的功業埋沒而不予著述，那就是違背先父的遺言，罪過實在太大了。況且我只是綴述舊事，整理世代相傳的資料，并非所謂的著作呀，而您把這個與《春秋》相比，那就錯了。”

    于是太史公開始論述編寫所得的文獻和資料。到了第七年，太史公遭李陵之禍，被囚于獄中。于是喟然而嘆：“這是我的罪過啊！是我的罪過啊！身體毀傷了沒有用了。”于是退而深思：“《詩》、《書》含義隱晦而言辭簡約的原因，是作者想要表達心中的思慮。過去周文王被拘禁在羑里，推演出了《周易》；孔子在陳、蔡遭遇困厄，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著成了《離騷》；左丘明雙目失明，才編了《國語》；孫子受了臏刑，而論述了兵法；呂不韋被流放蜀郡，世上才流傳《呂覽》；韓非子被囚禁在秦國，才寫下《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賢士為抒發憤懣而作的。這些人都是心中郁結，沒有通暢表達的渠道，因而才追述往事，思考未來。”于是終于下決心敘述陶唐以來直至武帝獲得麒麟那一年的歷史，一切從黃帝開始。

    緬懷以前黃帝以天地為綱紀，顓頊、帝嚳、堯、舜四位圣明的帝王前后相繼，各自制定法度；唐堯讓位給虞舜，虞舜也不以此自居；贊美這些帝王的豐功偉績，使其萬世流傳。作《五帝本紀》第一。

    大禹治水的功勞，九州同享其成，光耀唐虞，恩德留給后世子孫；夏桀荒淫驕橫，所以被放逐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契建立商朝，傳位到成湯時立國；太甲被放逐桐宮，他能改過從善，是阿衡伊尹功德無量；武丁有傅說輔佐，才被稱為高宗；紂王無道，諸侯就不再朝見他。作《殷本紀》第三。

    棄發明了種谷，西伯姬昌時功德無量；武王在牧野伐紂一戰，安撫了天下百姓；幽王、厲王昏亂暴虐，喪失了酆、鎬二京；王室日益衰微，直至赧王，周室宗廟的祭祀在洛邑斷絕了。作《周本紀》第四。

    秦人的先祖伯翳，曾輔佐過大禹；秦穆公思義，祭悼秦國在殽山一戰中死去的將士；秦穆公死后用活人殉葬，國人寫了《黃鳥》一詩訴說了替殉葬者惋惜的哀傷之情；昭襄王開創了帝業。作《秦本紀》第五。

    秦始皇即位，將六國兼并，銷毀兵器，將其鑄為鐘，希望消止戰爭，尊號為始皇帝，他靠著暴力耀武揚威，二世承受國運的時間不長，子嬰投降成了俘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朝無道，豪杰紛紛起來造反；項梁出兵反秦，項羽接續；項羽把宋義殺了，解救了趙國，得到諸侯擁護；可他誅殺了子嬰，背棄懷王，遭到天下人的責難。作《項羽本紀》第七。

    項羽暴虐，漢王建功立德；在蜀、漢地區發憤，率軍北還平定三秦；誅滅項羽，奠定帝業，天下安定后，又改革制度，移風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帝早逝，呂氏眾人施政使百姓不悅；呂后不斷加強呂祿、呂產等人的權力，諸侯密謀要把他們拿下；呂后殺害了趙隱王，又囚殺趙幽王，朝中大臣惶恐，終于發生呂氏宗族覆滅之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朝初立，惠帝死后帝位由誰繼承無法明了，眾臣迎立代王劉恒，天下人心服；文帝廢除了肉刑，開通了水陸要道，廣施恩惠，死后被尊稱為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王驕縱放肆，吳王率先起兵叛亂，朝廷平叛，七國先后服罪，于是天下安定，太平富裕。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朝興起五世，在建元年間最為興隆，天子外攘夷狄，內修法度，行封禪大禮，修訂歷法，改變服色。作《孝武本紀》第十二。

    夏、商、周太久遠了，具體年代已不可考，大致根據譜牒和古代文獻，進而大略地推斷，作《三代世表》第一。

    周幽王、厲王之后，周朝王道衰落，諸侯各自為政，《春秋》記載不全；而譜牒只記概要，五霸又更替盛衰，為了解周朝各諸侯國的先后關系情況，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以后，諸侯國的陪臣執政，強國的國君競相稱王，到了秦王嬴政，終于吞并各諸侯國，收回了六國的封地，獨享尊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皇暴虐，楚人陳勝發難，項氏自亂反秦陣營，于是漢王仗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易其主，事情繁亂，發生了很多變故，因此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自從漢朝興建，直到太初一百年間，諸侯廢立封削的情況，當時的譜錄記載不明，主管官員也無法繼續記下去，但可根據其世系推知其強弱的原因。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高祖剛取得天下的時候，輔佐他創業的開國元勛，都得到剖符封爵，子孫后代得以世襲官職，有的已經分不出嫡庶，也有的竟至被殺、被廢而失爵絕祀。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帝、景帝年間，對功臣、宗屬增封爵位和食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向北面攻打強大的匈奴，向南面誅討勇猛的越人，因為征伐四方蠻夷，所以不少人因軍功而封侯。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國日益強大，吳、楚等七國合縱，諸侯子弟眾多，無爵位封邑，朝廷下令推行恩義，分封子弟為侯，致使各國勢力日益削弱，而德義都歸于朝廷。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家有賢相良將，可做民眾的表率。我曾看到漢朝興起以來各將相名臣的年表，對賢者則記其政績，對不賢者則明其惡跡。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夏、商、周三代之禮，有所增減而各有不同，但總體來說，都以使禮貼近于人的情性、通于王道為準則，所以禮根據人情而加以節制，減掉那些繁文縟節，又順應了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音樂是用來移風易俗的。從《雅》、《頌》之樂興起時，人們就已喜愛鄭、衛之音，鄭、衛之音由來已久。人情被音樂所感發，那遠方異俗之人也會來歸附。模仿已有的《樂書》來歷述自古以來音樂的興衰，作《樂書》第二。

    沒有軍隊國家就不能強大，不施德政國家就不會昌盛，黃帝、商湯、周武王因為明白這個道理而興，夏桀、商紂、秦二世因為不明白這個道理而亡，對此怎能不慎重呢？《司馬法》傳世已經很久了，姜太公、孫武、吳起、王子成甫都能繼承并有所發揚，切合近世的需要，極盡人事的變化。作《律書》第三。

    律處于陰而治陽，歷處于陽而治陰，律歷緊密聯系交替相治，其間不允許有絲毫差錯。原有的黃帝、顓頊、夏、商、周五家的歷書各有不同，只以太初元年所頒發的歷法為是。作《歷書》第四。

    占星望氣的書，混雜了許多吉兇福災的內容，荒誕不經；推究它的文辭，考察它的應驗程度，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地方。綜合歷來的史實，并依次驗證天體運行的軌度而加以論述。作《天官書》第五。

    承受天命而做了帝王了，就不可輕易舉行封禪大禮這樣的符瑞之事，如果舉行的話，那一切神靈都要祭祀到。追溯對名山大川諸神的祭祀之禮，作《封禪書》第六。

    大禹疏通河川，九川都得以安寧；等到建立宣防宮的時候，溝渠更被疏浚。作《河渠書》第七。

    錢幣的發行，是為促進農商之間的貿易；但物極必反，竟發生了玩弄智巧、兼并膨脹、爭相投機牟利、舍本逐末的事情，以至于放棄農業生產而去經商。作《平準書》來觀察時事的變化發展，這是第八。

    太伯為能讓季歷繼位，逃到江南蠻夷之地避居，文王、武王才得以興起，發展古公亶父的王業。闔閭殺了吳王僚而自立，降服楚國；夫差將齊國打敗，逼殺伍子胥并以革囊盛他的尸體；夫差還聽信伯嚭的話而親近越國，最終被越國所滅。贊美太伯讓位的美德，作《吳世家》第一。

    原來被封在申地的呂氏日益衰弱，起初尚父微賤，終于投奔西伯，當了文王、武王的老師；他的功勞居群臣之首，長于變化莫測的韜略；當他頭發已經斑白的時候，受封于齊地，以營丘為都，成為齊國始祖。齊桓公不違背與魯國在柯地所訂的盟約，事業因此昌盛，多次以霸主身份會合諸侯，功績顯赫。田恒與闞止爭寵后，姜姓齊國便瓦解滅亡了。贊美尚父的宏偉韜略，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諸侯和部屬無論對周朝是依順的，還是違抗的，周公都對這些人施以安撫；他致力于禮樂教化，天下人都響應附和；輔佐成王，使諸侯聽命于周室。隱公、桓公之際爭權奪位的事卻屢屢發生，這是什么風氣呢？只因三桓爭強，魯國也因此而衰敗了。贊美周公旦作《金縢》的高貴品質，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滅掉商紂后，天下尚未安定他便去世了。成王當時年幼，管叔、蔡叔擔心周公篡位，淮夷也起兵反叛，于是召公以其高德的感召率先支持周公，維持了王室的團結安定，確保了周公東征的勝利，使東方安寧。由于燕王噲禪位，才造成禍亂。為贊賞《甘棠》詩篇的思想內容，作《燕世家》第四。

    管叔、蔡叔輔佐武庚，想要使商朝舊地安定下來；周公旦攝政，管叔、蔡叔不服，周公便殺了管叔鮮，流放蔡叔度，周公立誓要為成王效忠，文王的妃子太任生育了十個兒子，周室因宗族繁盛而強大。為贊許蔡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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