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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白夫人每到欲念升起，臉紅心亂時，就把一斗銅錢倒在地板上，滾得哪兒都是，然后俯身一枚一枚地拾起來，這樣就岔過去了。

    兒子從此再也不提立牌坊的事。

    風景

    堂倌

    我從來沒有吃過好壇子肉，我以為壇子里燒的肉根本沒有什么道理。但我所以不喜歡上東福居倒不是因為不欣賞他們家的肉。年輕人而不能吃點肥肥的東西，大概要算是不正常的。在學校里吃包飯，過個十天半月，都有人要拖出一件衣服，挾兩本書出去，換成錢，上館子里補一下。一商量，大家都贊成東福居，因為東福居便宜，有“真正的肉”。可是我不贊成。不是鬧別扭，壇子肉總是個肉，而且他們那兒的饅頭真不小。我不贊成的原因是那兒的一個堂倌。自從我注意上這個堂倌之后，我就不想去。也許現在我之對壇子肉失去興趣與那個堂倌多少有點關系。這我自己也鬧不清。我那么一說，大家知道頗能體諒，以后就換了一家。

    在館子里吃東西而鬧脾氣是最無聊的事。人在吃的時候本已不能怎么好看，容易教人想起野獸和地獄。（我曾見過一個瞎子吃東西，可怕極了。他是“完全”看不見。幸好我們還有一雙眼睛?。┰偌由虾饑[，加上粗脖子紅臉暴青筋，加上拍桌子打板凳，加上罵人，毫無學問的，不講技巧的罵人，真是不堪入畫。于是堂倌來了，“你啦你啦”賠笑臉。不行，趕緊，掌柜挪著碎步子（可憐他那雙包在腳布里的八字腳），哈著腰，跟著客人罵：“豈有此理，是，渾蛋，花錢是要吃對味的！”得，把先生武裝帶取下來，擰毛巾，送出大門，于是，大家做鬼臉，說兩句俏皮話，泔水缸冒泡子，菜里沒有“青香”了，聊以解嘲。這種種令人覺得生之悲哀。這，哪一家都有，我們見慣了，最多少吃半個饅頭，然而，要是在飯館里混一輩子？……

    這個堂倌，他是個方臉，下頭很大，像削出來的。他剪平頭，頭發老是那么不長不短。他老穿一件白布短衫。天冷了，他也穿長的，深色的，冬天甚至他也穿得厚厚的。然而換來換去，他總是那個樣子。他像是總穿一件衣裳，衣裳不能改變他什么。他衣裳總是干干凈凈——我真希望他能夠臟一點。他絕不是自己對干干凈凈有興趣。簡直說，他對世界一切不感興趣。他一定有個家的，我想他從不高興抱抱他孩子。孩子他抱的，他太太讓他抱，他就抱。館子生意好，他進賬不錯?？墒悄玫藉X他也不歡喜。他不抽煙，也不喝酒！他看到別人笑，別人喪氣，他毫無表情。他身子大大的，肩膀闊，可是他透出一種說不出來的疲倦，一種深沉的疲倦。座上客人，花花綠綠，發亮的，閃光的，醉人的香，刺鼻的味，他都無動于衷。他眼睛空漠漠的，不看任何人。他在嘈亂之中來去，他不是走，是移動。他對他的客人，不是恨，也不輕蔑，他討厭。連討厭也沒有了，好像教許多蚊子圍了一夜的人，根本他不大在意了。他讓我想起死！

    “壇子肉?！?

    “唔?！?

    “小肚。”

    “唔。”

    “雞絲拉皮，花生米辣白菜——”

    “唔?！?

    “爆羊肚，糖醋里脊——”

    “唔?！?

    “雞血酸辣湯！”

    “唔。”

    說什么他都是那么一個平平的，不高，不低，不粗，不細，不帶感情，不作一點裝飾的“唔”。這個聲音讓我激動。我相信我不大忍得住了，我那個雞血酸辣湯是狂叫出來的。結果怎么樣？我們叫了水餃，他也唔，而等了半天（我不怕等，我吃飯常一邊看書一邊吃，毫不著急，今日我就帶了書來的），座上客人換了一批又一批，水餃不見來。我們總不能一直坐下去，叫他！

    “水餃呢？”

    “沒有水餃?！?

    “那你不說？”

    “我對不起你?！?

    他方臉上一點不走樣，眼睛里仍是空漠漠的。我有點抖，我充滿一種莫名其妙的痛苦。

    人

    我在香港時全像一根落在泥水里的雞毛。沒有話說，我沾濕了，弄臟了，不成樣子。憂郁，一種毫無意義的憂郁。我一定非常丑，我臉上線條零亂蕪雜，我動作萎靡鄙陋，我不跟人說話，我若一開口一定不知所云！我真不知道我怎么把自己糟蹋到這種地步。是的，我窮，我口袋里錢少得我要不時摸一摸它，我隨時害怕萬一摔了一跤把人家櫥窗打破了怎么辦……但我窮的不只是錢，我失去愛的陽光了。我整天蹲在一家老舊的棧房里，感情麻木，思想昏鈍，揩揩這個天空吧，抽去電車軌，把這些招牌摘去，叫這些人走路從容些，請一批音樂家來教小販唱歌，不要讓他們直著脖子叫。而渾濁的海水拍過來，拍過來。

    綠的葉子，芋頭，兩顆芋頭！居然在棧房屋頂平臺上有兩顆芋頭。在一個角落里，一堆煤屑上，兩顆芋頭，搖著厚重深沉的葉子，我在香港第一次看見風。你知道我當時的感動。而因此，我想起我們在德輔道中發現的那個人來。

    在郵局大樓側面地下室的窗穹下，他盤膝而坐，他用一點竹篾子編幾只玩意，一只鳥，一個蝦，一頭蛤蟆。人來，人往，各種腿在他面前跨過去，一口痰唾落下來，嘎啦啦一個空罐頭踢過去，他一根一根編綴，按部就班，不疾不緩。不論在工作，在休息，他臉上透出一種深思，這種深思，已成習慣。我見過他吃飯，他一點一點摘一個淡面包吃，他吃得極慢，臉上還保持那種深思的神色，平靜而和穆。

    理發師

    我有個長輩，每剪一次指甲，總好好地保存起來。我于是總怕他死。人死了，留下一堆指甲，多惡心的事！這種心理真是難于了解。人為什么對自己身上長出來的東西那么愛惜呢？也真是怪，說起鬼物來，尤其是書上，都有極長的指甲。這大概中外都差不多。同樣也是長的，是頭發。頭發指甲之所以可怕，大概正因為是表示生命的（有人告訴我，死了之后指甲頭發都還能長）。人大概隱隱中有一種對生命的恐懼。于是我想起自己的不愛理發，我一覺察我的思想要引到一個方向去，且將得到一個什么不通的結論，我就趕緊把它叫回來。沒有那個事，我之不理發與生啊死的都無關系。

    也不知是誰給理發店定了那么個特別標記，一根圓柱上畫出紅藍白三色相間的旋紋。這給人一種眩暈感覺。若是通上電，不歇地轉，那就更教人不舒服。這自然讓你想起生活的紛擾來。但有一次我真叫這東西給了我歡喜。一天晚上，鋪子都關了，街上已斷行人，路燈照著空蕩蕩的馬路，而遠遠的一個理發店標記在冷靜之中孤零零地動。這一下子把你跟世界拉得很近，猶如大漠孤煙。理發店的標記與理發店是一個巧合。這個東西的來源如何，與其問一個社會人類學專家，不如請一個詩人把他的想象告訴我們。這個東西很能說明理發店的意義，不論哪一方面的。我大概不能住在木桶里曬太陽，我不想建議把天下理發店都取消。

    理發這一行，大概由來頗久，是一種很古的職業。我頗欲知道他們的祖師是誰，打聽迄今，尚未明白。他們的社會地位，本來似乎不大高。凡理發師，多世代相承，很少改業出頭的。這是一種注定的卑微了。所以一到過年，他們門楣上多貼“頂上生涯”四字，這是一種消極反抗，也正宣說出他們的委屈。別的地方怎樣的，我不清楚，我們那里理發師大都兼做吹鼓手。凡剃頭人家子弟必先練習敲銅鑼手鼓，跟在喜喪陣仗中走個幾年，到會吹嗩吶笛子時，剃頭手藝也同時學成了。吹鼓手呢，更是一種供驅走人物了，是姑娘們所不愿嫁的。故鄉童謠唱道：

    姑娘姑娘真不丑，

    一嫁嫁個吹鼓手，

    吃人家飯，喝人家酒，

    坐人家大門口！

    其中“吃人家飯，喝人家酒”，也有唱為“吃冷飯，吃冷酒”的，我無從辨訂到底該怎樣的。且刻畫各有尖刻辛酸，亦難以評其優劣，自然理發師（即吹鼓手）老婆總會娶到一個的，而且常常年輕好看。原因是理發師都干干凈凈，會打扮收拾；知音識曲，懂得風情；且因生活磨煉，脾性柔和；謹謹慎慎的，穿吃不會成大問題，聰明的女孩子愿意嫁這么一個男人的也有。并多能敬重丈夫，不以坐人家大門口為意。若在大街上聽著他在隊仗中滴溜溜吹得精熟出色，心里可能還極感激快慰。事實上這個職業被視為低賤，全是一個錯誤制度所產生的荒謬看法。一個職業，都有它的高貴。理發店的春聯“走進來烏紗宰相，搖出去白面書生”，文雅一點的則是“不教白發催人老，更喜春風滿面生”，說得切當。小時候我極高興到一個理發店里坐坐，他們忙碌時我還為拉那種紙糊的風扇。小時候我對理發店是喜歡的。

    等我歲數稍大，世界變了，各種行業也跟著變。社會已不復是原來的社會，差異雖不太大，亦不為小。其間有些行業升騰了，有些低落下來。有些名目雖一般，性質卻已改換。始終依父兄門風，師傅傳授，照老法子工作，老法子生活的，大概已頗不多。一個內地小城中也只有銅匠的、錫匠的特別響器，瞎子的鐺，閹雞閹豬人的糖鑼，帶給人一分悠遠從容感覺。走在路上，間或也能見一個釘碗的，吱咕吱咕拉他的金剛鉆；一個補鍋的，用一個布卷在灰上一揉，托起一小勺殷紅的熔鐵，哧的一聲焊在一口三眼灶大黑鍋上；一個皮匠，把刀在他的腦后頭發樁子上光一光，這可以讓你看半天。你看他們工作，也看他們人。他們是一種“遺民”，永遠固執而沉默地慢慢地走，讓你覺得許多事情值得深思。這好像扯得有點嫌遠了。我只是想變動得失于調節，是不是一個問題。自然醫治失調癥的藥，也只有繼續聽他變。這問題不簡單，不是我們這個常識腦子弄得清楚的。遺憾的是，卷在那個波浪里，似乎所有理發師都變了氣質，即使在小城里，理發師早已不是那種謙抑的，帶一點悲哀的人物了。理發店也不復是籠布溫和的，在黃昏中照著一塊陽光的地方了。這見仁見智，不妨各有看法。而我私人有時是頗為不甘心的。

    現在的理發師，雖仍是老理發師后代，但這個職業已經“革新”過了。現在的理發業，和那個特別標記一樣是外國來的。這些理發店與“摩登”這個名詞不可分，且儼然是構成“摩登”的一部分，是“摩登”本身。在一個都市里，他們的勢力很大，他們可以隨便教整個都市改觀，只要在哪里多繞一個圈子，把哪里的一卷翻得更高些。嗐，理發店里玩意兒真多，日新月異，愈出愈奇。這些東西，不但形狀不凡，發出來的聲音也十分復雜，營營扎扎，嗚嗚啦啦。前前后后，鏡子一層又一層反射，愈益加重其緊張與一種恐怖。許多摩登人坐在里面，或搔首弄姿，顧盼自憐，越看越美；或小不如意，怒形于色，臉色鐵青；焦躁，疲倦，不安，裝模作樣。理發師呢，把兩個嘴角向上拉，拉，笑，不行，又落下去了！他四處找剪子，找呀找，剪子明明在手邊小幾上，他可茫茫然，已經忘記他找的是什么東西，這時他不像個理發師。而忽然又醒來了，操起剪子咔嚓咔嚓動作起來。他面前一個一個頭，這個頭有幾根白發，那個禿了一塊，嗨，這光得像個棗核兒，那一個，怎么回事，他像是才理了出去的？咔嚓咔嚓，他耍著剪子，忽然，他停住了，他怒目而看著那個頭，且用手撥弄撥弄，仿佛那個頭上有個大螞蟻窩，成千成萬螞蟻爬出來！

    于是我總不大愿意上理發店。但還不是真正原因。怕上理發店是“逃避現實”，逃避現實不好。我相信我神經還不衰弱，很可以“面對”。而且你不見我還能在理發店里看風景嗎？我至少比那些理發師耐得住。不想理發的最大原因，真正原因，是他們不會理發，理得不好。我有時落落拓拓，容易被人誤認為是一個不愛惜自己形容的人，實在我可比許多人更講究。這些理發師既不能發揮自己才能，運巧思；也不善利用材料，不愛我的頭。他們只是一種器具使用者，而我們的頭便不論生張熟李，弄成一式一樣，完全機器出品。一經理發，回來照照鏡子，我已不復是我，認不得自己了，鏡子里是一個浮滑惡俗的人。每一次，我都憤惱十分，心里充滿詛咒，到稍稍平息時，覺得我當初實在應當學理發去，我可以做得很好，至少比我寫文章有把握得多。不過假使我真是理發師……會有人來理發，我會為他們理發？

    人不可以太倔強，活在世界上，一方面需要認真，有時候只能無所謂。悲哉。所以我常常妥協，隨便一個什么理發店，鉆進去就是。理發師問我這個那個，我只說“隨你”！忍心把一個頭交給他了。

    我一生有一次理了一個極好的發。在昆明一個小理發店。店里有五個座位，師傅只有一個。不是時候，別的出去了。這師傅相貌極好。他的手藝與任何人相似，也與任何人有不同處：每一剪子都有說不出來的好處，不夸張（這是一般理發師習氣），不茍且（這是一般理發師根性），真是奏刀驟然，音節輕快悅耳。他自己也流溢一種得意快樂。我心想，這是個天才。那是一個秋天，理發店窗前一盆蠖爪菊花，黃燦燦的。好天氣。

    午門憶舊

    北京解放前夕，一九四八年夏天到一九四九年春天，我曾在午門的歷史博物館工作過一段時間。

    午門是紫禁城總體建筑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這是故宮的正門，是真正的“宮門”。進了天安門、端門，這只是宮廷的“前奏”，進了午門，才算是進了宮。有午門，沒有午門，是不大一樣的。沒有午門，進天安門、端門，直接看到三大殿，就太敞了，好像一件衣裳沒有領子。有午門當中一隔，后面是什么，都瞧不見，這才顯得宮里神秘莊嚴，深不可測。

    午門的建筑是很特別的。下面是一個凹形的城臺。城臺上正面是一座九間重檐廡殿頂的城樓；左右有重檐的方亭四座。城樓和這四座正方的亭子之間，有廊廡相連屬，穩重而不笨拙，玲瓏而不纖巧，極有氣派，俗稱為“五鳳樓”。在舊戲里，五鳳樓成了皇宮的代稱。《草橋關》里銚期唱：“回朝參王在那五鳳樓”，《珠簾寨》里程敬思唱道：“為千歲懶觀五鳳樓”，指的就是這里。實際上銚期和程敬思都是不會登上五鳳樓的。樓不但大臣上不去，就是皇帝也很少上去。

    午門有什么用呢？舊戲和評書里常有一句話：“推出午門斬首！”哪能呢！這是編戲編書的人想象出來的。午門的用處大概有這么三項：一是逢什么大典時，皇上登上城樓接見外國使節。曾見過一幅紫銅的版刻，刻的就是這一盛典。外國使節、滿漢官員，分班肅立，極為隆重。是哪一位皇上，慶的是何節日，已經記不清了。其次是獻俘。打了勝仗（一般都是鎮壓了少數民族），要把俘虜（當然不是俘虜的全部，只是代表性的人物）押解到京城來。獻俘本來應該在太廟?！肚鍟洹ざY部》：“解送俘囚至京師，欽天監擇日獻俘于太廟社稷?！钡珦煜ふ乒实耐瑢дf，在午門。到時候皇上還要坐到城樓親自過過目。究竟在哪里，余生也晚，未能親歷，只好存疑。第三，大概是午門最有歷史意義，也最有戲劇性的故實，是在這里舉行廷杖。廷杖，顧名思義，是在朝廷上受杖。不過把一位大臣按在太和殿上打屁股，也實在不大像樣子，所以都在午門外舉行。廷杖是對廷臣的酷刑。據朱國禎《涌幢小品》，廷杖始于唐玄宗時。但是盛行似在明代。原來不過是“意思意思”。《涌幢小品》說：“成化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綿底衣，重氈疊帊，示辱而已。”穿了厚綿褲，又墊著幾層氈子，打起來想必不會太疼。但就這樣也夠嗆，挨打以后，要“臥床數日，而后得愈”。“正德初年，逆瑾（劉瑾）用事，惡廷臣，始去衣。”——那就說脫了褲子，露出屁股挨打？“遂有杖死者。”掌刑的是“廠衛”。明朝宦官掌握的特務機關有東廠、西廠，后來又有內行廠。廷杖在午門外舉行，掄杖的該是內行廠的錦衣衛。五鳳樓下，血肉橫飛，是何景象？

    不知從什么時候起，五鳳樓就很少有人上去。“馬道”的門鎖著。民國以后，在這里設立了歷史博物館。據歷史博物館的老工友說，建館后，曾經修繕過一次，從城樓的天花板上掃出了一些燒雞骨頭、荔枝殼和桂圓殼。他們說，這是“飛賊”留下來的。北京的“飛賊”作了案，就到五鳳樓天花板上藏著，誰也找不著——那倒是，誰能搜到這樣的地方呢？老工友們說，“飛賊”用一根麻繩，一頭系一個大鐵鉤，一甩麻繩，把鐵鉤搭在城垛子上，三把兩把，就“就”上來了。這種情形，他們誰也不會見過，但是言之鑿鑿。這種燕子李三式的人物引起老工友們美麗的向往，因為他們都已經老了，而且有的已經半身不遂。

    “歷史博物館”名目很大，但是沒有多少藏品，東邊的馬道里有兩尊“將軍炮”，是很大的銅炮，炮管有兩丈多長。一尊叫作“武威將軍炮”，另一尊叫什么將軍炮，忘了。據說張勛復辟時曾起用過兩尊將軍炮，有的老工友說他還聽到過軍令：“傳武威將軍炮！”“傳××將軍炮！”是誰傳？張勛，還是張勛的對立面？說不清。馬道拐角處有一架李大釗烈士就義的絞刑機。據說這架絞刑機是德國進口的，只用過一次。為什么要把這東西陳列在這里呢？我們在寫說明卡片時，實在不知道如何下筆。

    城樓（我們習慣叫作“正殿”）里保留了皇上的寶座。兩邊鐵架子上掛著十多件袁世凱祭孔用的禮服，黑緞的面料，白領子，式樣古怪，道袍不像道袍。這一套服裝為什么陳列在這里，也莫名其妙。

    四個方亭子陳列的都是沒有多大價值，也不值什么錢的文物：不知道來歷的墓志、燒癱在“匣”里的鈞窯瓷碗、清代的“黃冊”（為征派賦役編造的戶口冊）、殿試的卷子、大臣的奏折……西北角一間亭子里陳列的東西卻有點特別，是多種刑具。有兩把殺人用的鬼頭刀，都只有一尺多長。我這才知道，殺頭不是用力把腦袋砍下來，而是用“巧勁”把腦袋“切”下來。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套凌遲用的刀具，裝在一個木匣里，有一二十把，大小不一。還有一把細長的錐子。據說受凌遲的人挨了很多刀，還不會死，最后要用這把錐子刺穿心臟，才會氣絕。中國的剮刑搞得這樣精細而科學，真是令人嘆為觀止。

    整天和一些價值不大、不成系統的文物打交道，真正是“抱殘守缺”。日子過得倒是蠻清閑的。白天檢查檢查倉庫，更換更換說明卡片，翻翻資料，都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下班后，到左掖門外筒子河邊看看算卦的算卦——河邊有好幾個卦攤；看人叉魚——叉魚的沿河走，捏著魚叉，欻地一叉下去，一條二尺來長的黑魚就叉上來了。到了晚上，天安門、端門、左右掖門都關死了，我就到屋里看書。我住的宿舍在右掖門旁邊，據說原是錦衣衛——就是執行廷杖的特務值宿的房子。四外無聲，異常安靜。我有時走出房門，站在午門前的石頭坪場上，仰看滿天星斗，覺得全世界都是涼的，就我這里一點是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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