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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拉奶奶在法國的來信上聲稱——“在巴黎的黃昏，我和朋友們看到了火紅的光線在凱旋門上空盤旋，我的夢亦漂浮在其上……一扇嶄新的藝術道路在我眼前徐徐展開。在燃燒的天幕中，我看到了一條可以無限延伸的夢幻色彩之河。我感受到，這將是我一生的歸宿。”

    在十九世紀。

    貴族的職業道路非常單一，

    男人們去軍部掛個軍官的頭銜，或者去國會內閣謀求一份文官的差事。

    女孩們則專門研究如何成為一名溫柔的妻子和體面的母親。

    畫家，尤其是女畫家，是非常不被認可的職業。

    藝術雖然受人追捧，但畫師的地位……怎么說呢，可以類比到東夏傳統社會里的名伶，

    高點有限。

    大畫家除外。

    你要能畫到門采爾這樣成為普魯士皇室的密友的地步，出入宮廷就像是吃飯喝水，社會地位還是蠻高的。

    可是，

    女孩又怎么可能成為大畫家呢。

    在富裕階層的主流價值觀里，昂貴的藝術作品，就和賽馬、沙龍、漂亮的郵局打字員、芭蕾舞團的舞姬一樣，都是承擔男性貴族日常主要消遣的消費品。

    玩玩可以，

    自己去當個畫家，還真是挺另類的。

    那幾年，伊蓮娜家族的長輩們幾乎要氣瘋了，他們先是停掉卡拉奶奶的家族年金，然后不停的寄信訓斥，希望對方能夠“迷途知返”。

    卡拉奶奶也是個奇女子。

    面對長輩的暴跳如雷，她只回應給了家族一張自己的無衣自畫像做為自白。

    裸體畫像，從不低俗。

    相反，它一直被認為是最上等，最高雅的美學形式。

    就拿奧地利本土舉例，這里誕生過的最知名的大畫家克林姆特就以風流多情，愛畫裸體模特聞名于世。

    無數國家美術館都以能有一張克林姆特的人體作品為榮。

    但是，畫裸體曾經也只是屬于男畫家的特權。

    即使歐洲的貴族們自己的私生活混亂，梅毒頻發，情人私生子遍地都是。

    可哪怕是上流小姐只是踏足進入有裸體模特存在的畫室，都會被認為非常“放蕩的”、“不檢點的”。

    卡拉的行為更是稱得上大逆不道。

    為自己畫裸體畫像——這是她在表達自己對于社會和家庭規訓的嘲笑。

    伊蓮娜家族的長輩被卡拉叛逆的行為氣的差點腦淤血了，當時就派管家帶仆人坐火車沖去了巴黎，強行把這個敗壞家族聲譽的女孩綁回家中。

    關禁閉，送修道院，抽鞭子，綁進地窖囚禁。

    這種中世紀對待不聽話的女孩的遺風在歐洲上流社會殘留的比一般人想象的還要久，最晚一直都持續到了二戰后都有零星的報道。

    在十九世紀更是家常便飯。

    他們當著卡拉的面燒掉了她包括《自畫像》在內的所有作品。

    安娜每一次看到卡拉的故事都會為之動容，也會為之落寞。

    她在學生時代曾經不止一次的去往巴黎，來到卡拉祖奶奶曾經的畫室所在位置徘徊。

    那間畫室當年被一家家具承包商買下，如今則是巴黎的一家投行的辦公室。

    百許年前的所有痕跡早就隨風飄散，無跡可尋。

    然而，就在幾個街區以外，就是著名的紅磨坊夜總會和藍色的塞納河。

    這里曾經是世界現代美術的發源地。

    莫奈在這里遇上了大師畫家畢沙阿;修拉在這里畫下了傳世名作《大碗島的星期天下午》;1876年，35歲的雷諾阿也就是在此間懷著對于藝術和生活的熱愛，落下了《煎餅磨坊的舞會》的第一筆。

    就在投行不遠處的紅綠燈外的十字路口，便是一座瑪麗·史蒂文森·克薩特小姐的塑像。

    大理石的底座上，瑪麗小姐手握著畫板，凝視著塞納河。

    她面帶微笑，裙擺飛揚，雕塑下擺滿了世界各地美術生和瑪麗小姐的崇拜者送來的鮮花和感謝信。

    這位印象派的女神和居里夫人一起入選了《時代周刊》評選出的人類歷史上一百位杰出獨立女性的名單。

    時至今日，每年的國際婦女節。

    美國婦女聯合會和駐法使館的代表都會來到瑪麗小姐的雕塑前，放上一束玫瑰花，用以紀念這位印象派的首位女畫家所做出的杰出貢獻。

    每當看到瑪麗小姐的塑像，安娜就會想起自己的那位卡拉奶奶。

    她們擁有著類似的出身，相同的人生境遇，同樣的獨立進取，同樣視藝術為終生事業。

    百五十年后，一者功成名就，光耀畫壇，紀念者絡繹不絕。

    一者一生的心血化為飛灰塵土，只剩下了修道院里的一方小小的墓碑。

    這便是畫家的世事無常。

    被家族囚禁了一年以后，卡拉祖奶奶在郁郁寡歡中死于肺結核。

    她在死前留下了簡短的遺書——“我一生所滿意的作品只有兩幅，一幅自畫像毀于烈火，另一幅畫，我把她藏在了世界的盡頭。追尋美的勇氣，是我與命運抗爭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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