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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汴梁陷落之前，周鶴以參知政事、兵部侍郎、文淵閣學士兼領京西北路制置使，在士臣之中地位僅次于王戚庸等有限的幾人；高純年作為陜西五路轉運使，地位要高過諸路司使；吳文澈、顧蕃、陳泰作為原京西北路轉運使、原京西南路經略安撫使及轉運使，在士臣之中也有著極高的地位

    汴梁陷落之后，汪伯潛、嚴時雍有臨陣脫逃之嫌，王戚庸等人變節降敵，還擁立李汲為偽帝，氣節尚在的那些大臣這次也一并與天宣帝、宗室子弟被赤扈人押解北上，周鶴、高純年、顧蕃、陳泰、吳文澈等人可不就成了士臣唯一能指望上的領袖了？

    所以說景王即位繼統，周鶴、高純年、顧蕃、陳泰、吳文澈在新組建的朝堂之上擁有絕對的優勢，這并不令徐懷感到意外。

    不過，中樞朝堂的構成，除開有品秩的官員執掌諸職外，還需要有大量的文史經辦其事。

    當世律法主要有朝中所頒布的種種制誥、詔諭組成，極其繁復、冗雜，缺乏嚴密的體系與條理。一般來說，中書門下諸部司院的掌職官員流動性大，通常任職三五年就要輪轉，通過科舉入仕，所學又以儒學四書五經為主，很難厘清如此繁復冗雜的律法關系，有幾人能真正獨立將所執之事井井有條的處理好？

    而中樞吏職任人較為固定，甚至父子相繼，家傳兼并儒學、律法以及諸多事務性技能，他們才是使中樞諸部井井有條運轉的關鍵。

    甚至可以說，中樞有相當大的權柄，被一群妙筆生花的老吏玩弄股掌之間。

    到地方上，道理也是一樣的。

    大姓宗族一方面渴望子弟能通過科舉入仕，一方面又盡力去把持地方上的吏職，道理也在這里。

    太原軍民南下，除開原屬河東路兵馬都部署司及太原兵馬都監司的兩萬兵馬，將編入左右宣武軍，為作衛戍襄陽的核心戰力外，除開許蔚、錢擇瑞等品秩的官員，還有一批原隸屬于河東路監司及太原府精通文牘及諸項事務的文吏。

    元帥府及新組建的朝堂中樞諸部司缺乏人手，理應將這批文吏用起來。

    周鶴、高純年等人卻借口太原諸吏身體虛弱需要休養，將他們全部摒棄在外，而從京西南路監司及襄陽抽調人手，從襄陽士紳之中選拔人手，填補元帥府及中樞諸部司的吏缺，他們顯然是非常清楚中樞權柄運作的竅門，有意將太原之吏排斥在朝堂之外，借口還那樣的冠冕堂皇。

    還有就是南陽府軍的問題。

    雖說此時將南陽府劃入左驍勝軍劉衍所部的駐區，但駐區與行營防區不是一個概念。

    新設申州，并設立楚山行營，徐懷作為行營兵馬都總管，就是最高軍政主官，何況他還兼知申州、兼領州兵馬都監司，可以說是申州地方及天雄軍權柄集于一身。

    而劉衍率部駐守南陽，卻是無權干涉地方事務。

    南陽府軍作為隸屬于南陽府兵馬都監司的地方兵馬，寧慈作為南陽知府又兼領兵馬都監，才掌握南陽府軍的指揮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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