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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在中國，周瑯也已經完成了內部的整合。

    在全國各地推廣了在廣州試驗出來的簡單稅制為主的商業管理辦法，通過正規的，教授會計學和數學的學校，高效的培養著大量的新式稅官。

    民政上，王輔茞基本上沿用了傳統的管理體系，所謂的皇權不下鄉原則下，鄉紳地主們依然是基層的管理者，過去能有多穩定，現在就有多穩定。

    整個國家已經恢復到了白蓮教起義之前的狀態，當然大量的破壞不可避免，王輔茞去年到今年完成了一次人口清查，全國人口有兩億八千多萬，比乾隆朝最后一次統計，足足少了一千萬人口，這就是這次大亂產生的代價。

    可是王輔茞卻認為這乃是圣王之道，古來改朝換代從未有損傷如此之小的，這倒也是，那一次亂世不是減少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人口后，人地矛盾自行消失，然后慢慢轉入盛世的，所謂的盛世有幾分是統治得力，真的值得懷疑。在傳統農業社會的管理方法下，周瑯認為好跟差都是有極限的，在效率上遠遠不能跟基于數字化的現代管理相媲美。

    王輔茞管理的民政，已經基本上恢復了正常的賦稅征收工作，重新厘定了稅率，跟滿清時候一樣低廉，但是取消了乾隆年間大量額外加派，總體收入甚至少于乾隆時期，但少的很有限，因為滿清有永不加賦的虛名，而重新丈量土地之后，這一百多年間開辟出來的新田，納入了征稅基礎中，抵消了取消加派帶來的減少。

    由于取消了境內稅卡，對米價平抑的效果非常好，全國米價普遍回落，糧食產地米價少有上升。但商稅并未因此減少，反而大幅度增加。

    周瑯對商業的管理，并不能說有多么出色，因為他手下的執行者并不出色，但管理相對規范，這種規范取消了大量原本不該存在的限制。

    比如過去的鹽法，大大限制了食鹽的生產，官府千方百計的壟斷食鹽的渠道，借此取得豐厚的稅收，但對鹽業生產的壓制極為明顯。周瑯將制鹽當作普通工場對待，只要申請牌照，并繳納低廉的授權稅就可以自由制鹽。

    結果從廣東、福建到江南、山東一帶，但凡是靠海地區，稍有家資的商人都積極投身開辦鹽場，甚至連過去的貧苦鹽丁，也拿著自家的灶具，開辦了煮鹽作坊。鹽產量急劇增加，盡管少了一筆固定的鹽稅，可越來越多的制鹽作坊繳納的稅收也越來越多，已經達到了過去被官員勒索一筆，被鹽商剝削一筆，在給皇帝孝敬一筆之后的鹽稅的三分之一，也就是兩百萬兩，這兩百萬兩鹽稅，是全國上下十萬家制鹽作坊和二十多萬家鹽鋪繳納的。

    如果周瑯愿意，其實現在就可以把鹽稅恢復到乾隆時期的水平，甚至更多。因為放開了制鹽之后，大量原本不允許產鹽的地方開始產鹽，大量原本沒資格制鹽的商人開始制鹽，這導致了食鹽產量大大增加。

    只要生產規模擴大了，何愁收不來稅？

    但稅制改革還不是時候，目前這套稅制依然是鼓勵生產的。因為產量還在走高，新的鹽場還在申領執照，這說明鹽業依舊有利可圖，鹽業市場還沒有飽和，還不到對生產進行征稅，調節產量的時候。

    由于自由競爭，過去那些壟斷的大鹽商現在日子不好過了，以前依靠官府壟斷經營，劃片區分配銷售市場，他們有恃無恐，導致官員大量摻假，反倒是私鹽質量上乘。現在大量新的競爭對手加入，只要申請牌照繳納一筆低廉的店鋪稅就能夠賣鹽，中小鹽商不再依賴那些揚州鹽商的供貨，大可以直接去鹽場采購。直面消費者的鹽鋪們，也不該賣摻假的食鹽了。

    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過去那種買鹽甚至比買米的支出還高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不說，鹽的品質和增加了，于是守著漫長海岸線，卻有大量百姓因為缺鉀、缺鹽得大脖子病的時代也跟著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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