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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王輔茞代表的官僚集團跟皇帝的對抗，讓周瑯是極為驚訝的，之所以驚訝是因為沒有想到。

    因為他跟王輔茞為代表文臣集團并沒有表現出來的矛盾這么激烈，之前也有沖突，但問題都不大，而且不是因個人慾望而起的權力爭斗，基本上是理念之爭，爭論也都在君子之爭的范圍內解決，但這次卻直接激化了。

    跟王輔茞對文臣們的士大夫風骨壓倒皇帝的為所欲為而竊喜不同，周瑯感覺到情況要嚴重的多。

    大體上，現在的官僚機構分為兩塊，王輔茞以丞相身份總領六部，周瑯則在六部之外利用內務府之類的皇家機構，打造了現代商業稅收體系、工業管理體系等等。

    兩套機構都有各自的財政支持，因此越來越獨立。

    但對抗還不至于，因為明清時期的丞相權力是越來越小的，兩朝都不設丞相官職，明朝還有丞相的影子，形成了內閣首輔制度，滿清干脆連這個制度都沒有形成，皇權強大無比。

    大周接過來的是滿清的政治體制，所以王輔茞雖有丞相的職位，權力上甚至不如明朝的內閣首輔。基本上督撫一級的官員任免，都是周瑯親自定的，王輔茞擁有建議之權，而沒有決定權，他可以推薦候選人，卻做不了主。知府及以下的官職，丞相可以直接任免，這是他的權力范疇；可他卻又無法一言以決，不是他想讓誰當官，誰就能當官的，其中有一套嚴密的程序。就像丞相有向皇帝推薦督撫人選的權力一樣，主管全國官員任用的是吏部，就算丞相也得通過吏部來走這套程序，事實上吏部可以直接任免縣令，不需要丞相批準。

    所以在最重要的人事權上，王輔茞基本上只對州府官員有決定權，還要受制于吏部。吏部不推薦，他無權任用一個不相關的人。

    故老相傳的這一套制度，之所以能讓中國保持兩千年的領先，不是沒有道理的。他其中的制衡道理很深刻。

    但周瑯覺得，這種制衡在明清時期基本流于形式，主要是被太多的人情所干擾，沒人愿意得罪人。改革人情社會的風氣，比改革吏治更難，所以周瑯暫時不考慮移風易俗的問題，他只能考慮如何把人情的干擾從這種制衡的政治制度中排除出去即可。

    所以從最開始創業，他就一直堅持一個原則，各部門之間獨立運作，不受其他部門干擾。吏部的官員，一定是從縣衙的吏科吏員慢慢爬上來的，而不是突然把戶部尚書調到吏部任職。沒有這種操作。

    于是六部就成了六個獨立的官僚體系，不會形成錯綜復雜的人脈圈子，戶部的圈子就是戶部的，吏部的圈子就是吏部的，當然還是無法排除同年、同鄉之類的關系圈子，可畢竟利益圈子縮小了。

    這樣吏部官員任用的時候，就不用考慮某個候選人的爹是戶部尚書，這個戶部尚書聽說要調來吏部任職了，所以趕緊提拔他兒子，好討好一下上級這樣的現象。

    戶部撥款的時候也不用考慮，這個項目的負責人的二大爺是戶部侍郎，很有可能要升遷成尚書這樣的事情。

    而且這樣不但排除了人脈圈子過于復雜的現象，而且保證了專業性，一個戶部尚書突然調到工部，他不可能具備工程師的專業技能，一個禮部主掌祭祀儀式做的好的官員，調到戶部去也不可能馬上就精通會計了。

    可是這樣保證了專業性之后，卻不可避免的出現了另一種政治現象，叫做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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