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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以天下論，那么凡事向前進步的，墨家便支持。若不進反退，便要打著讓他進步。此為義戰，便無國別之分。墨家非一國之墨，乃天下之墨。”

    吳起聞言不語，低頭沉思。

    此時天下諸國并不諱言談及兼并和戰爭，可春秋禮儀尚有存余，像是韓國趁著會盟偷襲鄭國滅鄭這樣的事也只能發生在戰國。

    可是在這戰國之初，各國至少還多少要點“臉”，將求個師出有名，既要有名，這名便要有個基礎，那就是禮。沒有禮，就沒法說對錯，也就沒法說出是有名之師、無名之師。

    三晉伐齊，那還是借公孫孫之亂，田氏有弟弒兄的嫌疑。三晉與齊，還要走個周天子的形式。

    可是墨家這番話，分明就是說：墨家自有自己的規矩和邏輯，禮即規矩，墨家守自己的禮，不守此時已有的禮，只要不合于義，墨家便可能與之戰。

    而義……天下如今能夠對義持有解釋權的，只有墨家。天下論戰，各家一敗涂地，儒家尚未與黃老之學融合天命之說，更難在君侯之間傳播，于民間因為鐵器火藥牛耕帶來的分封制的物質基礎不再，也日趨勢微。

    法家初興，但是少了對未來的描訴，也少了一根根本的內涵，只是術而不是道，只是給出了變法的合理性支持，但卻沒有說清楚變法的根源。

    吳起雖然腹誹墨家將戰爭也能說得如此“合于大義”，腦海中回憶了一下這些年墨家抨擊各國政策的小冊子，又暗暗點頭。

    自從墨家出版了關于天下財富總和的來源與增加的小冊子之后，對于各國的經濟政策一直都是以那本小冊子為基礎，在規矩之內從未逾越。

    言行如一，又能恰如其分地解釋評判，這便是可驚可怖之處。

    對于秦地的變革，墨家也是有批判有支持，如索盧參的批判，那是站在到底農業才是唯一讓天下財富總和增加的手段、還是工商業的勞動也能讓天下財富總和增加的手段的爭論。

    而對于支持，墨家也認為秦地的情況特殊，不論怎么樣，相對于以前的井田阡陌與貴族封田，秦地的變革還是解放了生產力的，尤其若是配合牛耕壟作，這絕對是高于原本的制度的。

    這一切都源于二十年前適加入墨家，逐漸將墨家的道義形成了完整的體系。

    正如之前的儒家，仲尼有“禮”可依，于是可以按照禮來衡量這件事的對錯，合乎與禮的便支持、不合于禮的便反對。

    而墨家在二十年前，談利談義，談天志，但是合乎天志的天下，到底應該是什么模樣？

    墨子沒有指出，或者說指出了一個過于遙遠的、數百年內都不可能達到的“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鈞其分職，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強弱有數，天下事具矣”，以及最終的“兼愛”天下。

    使人各的所長，使人所作的勞動都會自己所喜歡的……這對于戰國而言，太過遙遠，這是人類的終極自由夢想。

    但是適出現在墨家之后，以九重樂土之說，融合墨家三表之一的天下富，指出現如今要追求的樂土應該是種什么樣的制度。

    儒墨相爭，儒家原本有禮可依，這是古已有之，依照已有的東西對照對錯，因而儒家可以更容易站住腳。

    這是向后看，走過的路是有經驗的，于是更容易讓人接受，人們更喜歡接受直觀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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