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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家的天志，是向前看，當理論不豐富而且內部體系不完善的時候，想要理解很難，因為人們很難接受不直觀的、需要邏輯的事務。

    但是當墨家的體系逐漸形成統一之后，演變成現在的這個模樣，儒家唯一的優勢也就沒有了。

    固然有禮可依，更為直觀；但墨家如今也有天志樂土可論，也是直觀。

    如今方興未艾的法家，講究的是“不法古”，但是他們的目的性只是強兵爭天下，至于天下安定之后怎么樣，也只留下一句“不法古”，天下既定，爭天下之政便是“古”，可惜他們沒有描述將來到底應該什么樣，缺乏一個“主義”可供參照。

    君言即法的基礎之下，“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的想法是美好的，但卻又會矛盾的，君言即法，如何能夠做到君從法？這是法從君而非君從法，因為墨家在邏輯辯論上認為這是行不通的。

    而二十年前商丘城下的墨家大聚，適著重解決了墨子所說的“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的問題。

    這些話若是只取半句，根本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意思。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若只提半句，那就和君言即法沒有任何區別。

    “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若只提此半句，又無法解決時代之下信息傳播速度過慢和物質基礎不足的矛盾。

    是以墨家需要有自己的體系和邏輯，在邏輯之內，使得“民主而集中”，同時可以讓“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的同時，又能集眾義集權，以施政。

    在物質基礎不足的時候，這是唯一一種可能變革“家天下”的手段。

    若是一家一姓之天下，那么“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終究就是一句空話。墨家一直認為，以利導人，方為大義，讓天下人從天下得利，才能夠最終做到“天下興亡天下人必愿負責”。

    這一切又需要開啟民智，是個漫長的過程。

    這一切都在默默地進行，譬如吳起曾看到的村社里的人討論“是否給從宋國進口的糧食加稅”這種事，就是在鼓動民眾爭取自己的利益，明白此時的國到底應該是個什么。

    這種看似沒有意義的事，最終才能潛移默化，當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的時候，便會明白什么樣的制度才能保證他們自己的利益，才會去主動爭取。

    墨家至今為止的一切政策和評論，又都緊扣“天下”與“利天下”這兩個問題，并無逾越，是故也算是做到了“從心所欲而不逾矩”，只不過此矩非彼矩。

    墨家通過印刷術和辯論，牢牢地保持著“義”與“利天下”的解釋權，甚至于對于“英雄”這樣的詞匯，都讓市井間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定義。

    于義與利天下，天下諸子如今莫能與墨家爭。

    于天下財富總和的增加、生產力的發展，天下制度莫能與泗上相較。

    于廣大百姓之利，墨家如今已經很明確地指出世卿貴族是蠹蟲，盡可能地團結了商人、手工業、農奴的利益支持，并且提出了一個沒有世卿貴族的樂土構想。

    于文化制度，墨家終究是中原學派，與儒家爭得是“服喪三年”還是“服喪三日”；爭的是“視死如生”還是“節葬節用”；爭的是“黃鐘大呂”還是“下里巴人之樂”。歸其根本，那是內部的文化之爭，不是夷狄與中原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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