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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言問出，適的聲音極大，不只是在問許析，更是在問許析的弟子。

    墨家不缺一個許析，缺的是更多的有利天下之心的同志，投身到即將到來的天下大亂大治的大爭之世中。

    墨家看重的也不是許析，看重的是成百的農家弟子，他們有利天下之心，在宋國甚至搞出了一些大動靜。

    下首右側的農家弟子聽了適的話，都已經在紛紛點頭，不少人流露了一些恍然大悟之色，更有些人按劍欲起，大有立刻投身其中的意愿。

    他們來到泗上之后，看到了泗上的一切，包括泗上生活水平遠高于別處的農夫。

    超額利潤之下，泗上合作村社的農夫生活的也遠比別處高。

    這是縱向對比，可在這些人眼中這就是橫向的對比。

    勝利者未必是對的，但某種程度上是政治正確的。

    而墨家的功利性和一些行為的邏輯，又不是以道德為第一出發點來評價的。

    正如墨子所言、被適修正的三表。

    墨子說，要合于天志，那么怎么算是合于天志呢？答曰，社會財富總和增加、大多數人得利、人口增加。

    和論德、論心那一套根本不搭邊。

    而墨家的功利性又強到什么程度呢？

    殺一人以利天下，殺不殺？答曰，殺。

    王子閭被逼上位卻寧可自殺，是不是仁義？答曰，狗屁的仁義，你行你就上，上了之后再搞掉政變者、使得民眾得利，要用結果去評價仁義！你一抹脖子死了，留下了身后名聲，楚國萬民怎么辦？

    就像是泗上民眾衍生出來的“雖然我不是墨者、不能為利天下死不旋踵，但我正常繳稅、我服兵役，我在法不禁止即許可的前提下致富了那么我就是合于天志，是除了為利天下死不旋踵的墨者之外的人對昊天上帝最好的尊重”這樣的詭異倫理邏輯一樣，更多的是看重結果，而非過程。

    純粹的、只有對錯的道德正義，因為以德為最高標準，那就只有好、壞，沒有很好、挺好、好、不好、壞、很壞的差別。

    墨家的講究的“權”字，就導致了墨家不可能以德為最高標準。

    權，取大而棄小，取大利小害而舍大害小利，那就不能是非黑即白。

    這當然未必是對的，卻是短期之內趁著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之下把諸夏九州帶著往前飛而不是“萬物自化”等著慢慢積累的、可能被打斷的萌芽最好的辦法。

    農家的道義有沒有道理？

    其實對墨家而言，太有道理了。

    因為墨家言：義即利也。

    不同的階層有不同的利，于是便有不同的義。小農要是直接支持殘酷的工商業發展，那絕對是腦臀分離，反而會被墨家看不起。

    一個進口糧食的問題，都在泗上鬧的沸沸揚揚，長遠看這正是適最想要的結果：人們從蒙昧中醒來了，就算有一天墨家失敗了，醒來的民眾便不可能再愿意沉睡下去。

    適和許析的辯論，從一開始就在偷換概念。

    許析要辯贏適。

    適不是要辯贏許析，而是要說服那些農家的弟子。

    兩個人的出發點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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