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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因為“方法”本身的法理性大于“結論”，才有了墨子光學八法中是焦點不是球心的修正、才有了后續推翻一系列前人結論的墨家內部的法理基礎……也是適可以修正墨家的根源。

    修正之后的墨家和百家的關系微妙，除了儒家之外，哪怕是原本一直針鋒相對的楊朱，墨家和對方也開始進行了一系列地良好接觸。

    道家的正統是琢磨道和人的返璞歸真的。

    楊朱作為道家學派分出去的一支，受到道家的影響，和墨家之間的主要分歧就在于“兼愛”和“利天下”這兩點。

    后世孟子曾說：逃墨必歸于楊，逃楊必歸于儒，其實還有一句，叛儒必歸于墨。這其中的道理其實也很好理解。

    原本的墨家是要短褐草鞋，利天下不止的。很多人承受不住，跑到了楊朱學派中；楊朱那邊整天講自利、為我，于是叛逃的人又跑去做君子復歸禮法以平天下的儒家；儒家整天講仁義仁義，仁義了半天不如墨家拿著劍干點正事，于是叛儒又都跑去了墨家。

    楊朱學派有自己的一套政治理念。

    即“為我”，即每個人都做到珍惜自己的生命，不取別人的財物，那么如果天下人都做到這樣，天下自然就大利了。

    這也是一種脫胎于“自化”的學說，換句話講叫私有財產不可侵犯、人的自由不可強迫、人的性命需要珍惜，人人做到這樣，那么天下就會大利。

    王公貴族，那是侵犯個人的財產，掠奪私人的財富。

    墨家利天下，那是用組織和暴力對抗，沒有做到“貴生”、也沒有做到“自由”，所以楊朱也反對。

    兼愛之說也是如此，墨家認為人人相愛，楊朱認為人人自利，本身就是兩個極端，但這兩個極端任何一點做到，那也就是天下大治。

    但適對于兼愛的解釋，是“人是自利的，人也是求利的，而求私利的最高程度，就是兼愛，從而獲得了數倍于自己愛自己的愛”。

    這種“調和”，也被楊朱所接受，因為墨家承認人求利、全性之類的東西。

    但這種調和的本質，是和泗上和天下的局勢密切相關的。

    天下現在分為泗上和泗上之外。

    泗上內部的教育，是在培養一個想象共同體的“天下”這個類似于公民宗教的前提下，使得泗上的年青一代對于天下這個公民宗教的構成體充滿了獻身精神和榮譽感，其實也就是一個還沒形成的國家，只是把一種愛國主義虛構為一種名字為利天下的公民宗教。

    紀律、榮譽感、彌賽亞情結、獻身精神、天下這個想象共同體的自小灌輸、自利與天下利的辯證統一、兼體權界的區別等等這些，這使得墨家不需要再和外面的人爭取他們投身到利天下的組織當中。

    原本墨家和楊朱的辯論，那是墨家為了吸引楊朱的弟子，畢竟這時候文化人就那么多，互相之間搶人，所以墨家之前總是咄咄逼人。

    今天和儒家辯，帶走一批弟子叛儒歸墨，禽滑厘就是例子；明日和楊朱辯，帶走一些弟子叛楊歸墨；后日大街上看到個游俠好勇斗狠但有文化有俠義精神，要么說服要么打服比如縣子碩。

    墨子一個人開宗立派，連辯帶打，終于有了數百的成組織的弟子。

    等到泗上這邊建設起來之后，自己開始培養新一代在墨家體系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后，辯論的目的也就剩下了爭奪道理解釋權這個問題了。

    隨著泗上的崛起，墨家的斗爭策略也就從“先成為天下最有道理的門派，吸引更多的人一起利天下”；變為了“有沒有道理可以慢慢辯，我有五萬軍隊、十余萬預備役兵員、天下最多的識字人口、冠絕天下的稅收，我自己干，你們別礙事就行”。

    楊朱學派能不能解決封建貴族？能不能讓諸夏走向一條“私有財產不可侵犯、人人利己、自由”的資本萌芽時代？

    適考察過這個問題，得出的結論是：道理沒錯，現實不行。

    因為楊朱這一派想要成功，需要的是天下有私產、但又被封建貴族壓制的小地主、小商人、小市民擁有足夠的人口，從而推翻封建貴族。

    問題在于現在除了泗上的跨越發展，天下別的地方有私產的小地主、小商人、小市民人口太少了。指望他們，猴年馬月才能積累起來足夠的人口基數，從而由“人人自利”引動人人反抗，形成自發的、席卷舊時代的、人頭滾滾的大變革。

    適覺得，如今天下的人口階層分布，要搞事，主力還是封地農夫、破產農民、逃亡農奴這些人。當然，用這些人，但墨家的“義”實際上站在工商業發展這一邊，和這些人只是同盟卻不是同志。

    這就是墨家和楊朱學派關于“利天下”的分別。

    楊朱的想法是可以利天下的，但是現階段不能成功，必須要有一個有著極強的組織紀律、理想、正確綱領的組織，帶領農夫、逃亡農奴以及他們轉化為的泗上新生代去利天下。

    楊朱希望人人自利，將來受到侵犯的時候通過廣泛的自利，自發鑄成一口誅君之劍。

    墨家希望人人有利天下之心，不等將來，靠著獻身精神，鑄成一口劍，持在組織的手中，去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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