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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出兵的話，那就肯定是掃清宋國的舊貴族。

    要么選擇放棄封地、用幾乎搶劫的方式贖買過來，以舊時代的小畝的畝產二十年贖買新的大畝，這和搶其實也差不多，但是說起來好聽一點；要么逃亡他國，沒收封地再分。

    戴琮因為在貴族內部規則下并不可能攫取權力，所以他既然得不到，便要毀掉別人可能得到的。

    因而他借用墨家的平等之義，在宋國鼓吹民眾選賢人為詢政院大尹，也就是跳開當年君子院的牽制，借用平民的力量上臺。

    他也是看準了墨家暫時并沒有吞并宋國的心思，所以他可以借助自耕農的力量成為詢政院大尹，改組原來的君子院和庶民院，然后慢慢再收攏權力。

    墨家需要一個戴琮穩定宋國的局面、和讓宋國這件事變為一場貴族政變，至少是掩耳盜鈴的貴族政變：連耳朵都不掩的話，楚魏就算不想管，也不好找理由；戴琮也知道墨家需要他，所以竭盡所能宣揚自己心在庶民的義。

    事情一旦成功，大量的貴族要么完蛋要么逃亡，大批的土地空余出來，宋國的內部矛盾立刻就能解決，戴琮成為宋國的第一任真正的民選大尹也是板上釘釘的事。

    二十年前宋國政變之后的古怪制度，可謂是水到渠成。

    禮崩樂壞，宗法制瓦解，一個分封的諸侯國需要一種新的政治制度彌合整合一個國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封諸侯以守其土，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現在宗法制崩解、禮崩樂壞，國存在的法理又是什么呢？

    在禮崩樂壞之前，貴族的是貴族的、君主的是君主的，除了貢賦和封建軍事義務之外，君主沒權利管貴族的封地、也沒權利在貴族的土地上征稅。

    就像是魯國的那幾次政變，以及隳三都事件中各個貴族和貴族家臣的反應：貴族的家臣不是國君的封臣。

    然而漫隨著禮崩樂壞，宗法制解體，諸侯國都處在一個尷尬的境地。

    王權尚未集中、貴族權力依舊大，說這是一個國家，實際上四分五裂；說不是一個國家，可又在外部被看做一個國家。

    原本禮法在，宗法制下，層層制約，君主只需要管轄直屬貴族，貴族管轄家臣，國家就能夠有效的作為一個整體存在。

    宗法制的解體，造就的就是三家分晉、田氏代齊、七穆亂鄭、宋三姓共政的局面。

    尤其是宋國，由原本的宗法分封建制，轉為一種君主和大姓貴族共和的局面，互相制約，各自分權。

    君主說話不好使，貴族內部也有矛盾，又需要維系一個君主的存在。

    春秋之前的氏族制度、國野之別、國人干政的傳統，又使得國都民眾在政事上有發言權。

    譬如二十年前的鄭楚戰爭，鄭國民眾反對對楚開戰，臨陣逃走全部被俘；比如當年因為外交政策被國人反對驅逐國君的行為種種。

    于是二十年前，依照“小司徒有問萬民遷都、立君、會盟之責”為基礎，以宋國原本就有的三姓共政的貴族寡頭共和的基礎，弄出了君子院和庶民院。

    當時搞的時候，就是為了君子院和庶民院將來有一天打起來，因為當時貴族的勢力還很強大、民眾也不知道自己應該有什么樣的權力，一手操控的適弄出了將來必然要出現堂下何人狀告本官的局面。

    現在使命已經結束，可適也絕對不允許宋國出現一個凝聚的政治體系，得換個辦法、符合現狀地繼續維系宋國只能自守不能集權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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