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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鄂州城市布局初探

    自魏晉以來，鄂州城即是長江流域的重要城鎮之一，[宋時鄂州，明清以降皆稱武昌，地當今湖北武漢市武昌區老城區一帶。]歷經展，至宋代成為長江中游的最大城市，區域性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本文試圖從城市內部平面布局的角度探討宋代鄂州城的展變遷，在對鄂州城市布局進行復原的基礎上，分析其所體現出的特點，考察其與地理環境、經濟展、文化心理諸因素的關系，為宋代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一個實證性的個案。

    一、城池規模與城門布局

    從三國到宋元，鄂州城的營建經歷了兩個大的時期，總的趨勢是城池規模逐漸增大，自西向東擴展。

    第一個時期，“吳孫權赤烏二年修筑舊壘，謂之夏口城。”[（明）薛剛纂修，吳廷舉續修：《嘉靖湖廣圖經志書》（以下簡作“湖廣圖經志書”）卷一《本司志?城池》，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o年據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明嘉靖元年刻本影印。]夏口城，“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墉藉阻，高觀枕流，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為名。”[雍正《湖廣通志》卷七七《古跡志?武昌府?江夏縣》，雍正十一年刻本。]城池“周圍一十二里，高二丈一尺。后又因州治后山增筑左右，為重城，設二門，東曰囗州門，西曰碧瀾門。宋、齊、梁、陳皆因之”。[《湖廣圖經志書》卷一《本司志?城池》。]唐寶歷中，牛僧孺“檢校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鄂岳蘄黃觀察等使。江夏城風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板筑，賦菁茆以覆之。吏緣為奸，蠹弊綿歲。僧孺至，計茆苫板筑之費，歲十余萬，即賦之以磚，以當苫筑之價。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舊唐書》卷一七二《牛僧孺傳》，北京：中華書局校點本1975年版，第447o頁。]牛僧孺筑城提高了城墻質量，但城池的規模沒有大的變化。

    第二個時期是宋朝，鄂州城得到較大規模的擴建。北宋皇祐三年（公元1o51年），知州李堯俞增修城池，此后的鄂州城是原夏口城的兩倍，“周圍二十四里，高二丈一尺，門有三，東曰清遠，南曰望澤，西曰平湖。元因之。”[《湖廣圖經志書》卷一《本司志?城池》。]限于地形，城池擴建向東展開，孫吳時的夏口城變為城內西頭的子城。

    除了清遠、望澤、平湖三門之外，見于宋人記載的鄂州城門還有竹簰門、武昌門、漢陽門。

    竹簰門：《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彌節亭”條：“在竹簰門外，臨江。”

    武昌門：《溪堂集》卷五《七言絕句》：“武昌門外柳如煙，想見潘侯枕曲眠，欲借一帆春水去，江邊皆是楚州船。”《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監司軍帥沿革》“湖廣總領所……今置司在武昌門內。”

    漢陽門：《入蜀記》卷三：“至鄂州……與（章）冠之出漢陽門，游仙洞……”《石屏詩集》卷一《鄂渚張唐卿周嘉仲送別》：“武昌江頭人送別，楊柳秋來不敢折。漢陽門外望南樓，昨日不知今日愁。”

    以上三門，竹簰門應是西門。鄂州城西面瀕臨長江，竹簰門既然“臨江”，則應是西門。對照明清方志，可知竹簰門確是鄂州西門。《湖廣通志》卷一五《城池志?武昌府》“府城”條：“明洪武四年，江夏侯周徳興增拓修筑，……為門九，東曰大東，曰小東，西曰竹簰，曰漢陽，曰平湖……”

    漢陽門也是西門。據6游記載，他在鄂州與章冠之一道先“登石鏡亭，訪黃鶴樓故址”，然后“與冠之出漢陽門”。石鏡亭在“石城山一隅，正枕大江，其西與漢陽相對，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數。”[6游：《入蜀記》第五，《6游集·渭南文集》（以下簡作“渭南文集”）卷四七，中華書局校點本1976年版，第2443頁。]前引《石屏詩》亦稱“武昌江頭人送別，……漢陽門外望南樓”，由此可知，漢陽門在城西大江邊，與西面的漢陽隔江相對，距離很近，這種地理位置只可能在鄂州城西。宋代以后，漢陽門屢見于史籍，如元朝曹伯啟《曹文貞公詩集》卷九《良月既望憶仲通宰公兼寄君平察推》：“閑登黃鶴舊磯頭，萬頃煙波起暮愁。想象故人心似我，漢陽門外望南樓。”《湖廣通志》卷二五《祀典志?武昌府江夏縣》：“江漢神祠，在漢陽門樓，宋淳熙中通判劉靖以江漢宜為望祀，即靈竹寺西為壇祭之，后改祀今所。”《湖廣通志》卷一五《城池志?武昌府》：“武昌府城，……明洪武四年，江夏侯周徳興增拓修筑……為門九，……西曰竹簰，曰漢陽，……嘉靖十四年，都御史顧璘重修，門仍九，……西易竹簰曰囗，曰漢陽，……”直至今日，武漢市武昌區城西仍有漢陽門，是長江邊的一個重要渡口。

    武昌門，從地理方位上看，應該也在鄂州城西。前引《溪堂集》詩稱：“武昌門外柳如煙，……江邊皆是楚州船”，說明武昌門是臨江的城門。明清人的詩文中有不少吟詠武昌門的句子，如明人張羽《靜庵集》卷四《題畫贈長興杜典史浚》：“下若溪頭山似戟，武昌門外柳如煙。何如肆射平其去，束帶閑畊墓下田。”董紀《西郊笑端集》卷一《次韻沙允恭感懷二》：“行樂有孤靈運屐，笑談無復庾公樓。武昌門外多官柳，能有幾株今尚留。”清人蕭廣昭《榴花塔》：“梅山遠對武昌門，霜影迷離孝婦村”。[轉引自：雍正《湖廣通志》卷八八《藝文志》。榴花塔、孝婦村，在明代皆是武昌城附近的地名，《大明一統志》卷五九《湖廣布政司?古跡》：“石榴花塔，在郡城西北。宋時有婦事姑至孝，一日殺雞為饌，姑食雞而死。姑女訴于官，婦坐罪，無以自明，臨刑乃折石榴花一枝，插地而祝曰：妾若毒姑，花即枯悴，若屬誣枉，花可復生。其后，花果生。時人謂天彰其寃，遂立塔花側，以表其事。”西安：三秦出版社199o年影印明天順刻本。]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送吳二先輩還漢陽》：“漢南歸思繞晴川，湓浦西風送客船。莫上武昌門外望，斷腸楊柳似當年。”毛奇齡《西河集》卷一三九《送友之崇陽》：“武昌門外新栽柳，何處相思不斷腸。”[以上數條皆轉引自雍正《湖廣通志》卷八九《藝文志》。]這些詩句，多與登船、送別相關，說明武昌門應是臨江的西門。從南宋時湖廣總領所的地位，也可大體推知武昌門的方位。“武昌屯兵數萬，仰給六路之餉”，[楊萬里：《誠齋集》卷一一九《中散大夫廣西轉運判官贈直秘閣彭公（漢老）行狀》，臺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湖廣總領所“總領湖南北、廣東西、江西、京西六路財賦，應辦鄂州、江陵、襄陽、江州駐札大軍四處，及十九州縣分屯兵”，[王象之：《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監司軍帥沿革》，南京：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道光二十九年懼盈齋本。]巨額的糧草經由江漢水道輸入鄂州，中轉各地，主管其事的總領所理應設在鄂州城西的大江邊上較為方便。

    如前所述，宋時鄂州城已有平湖、漢陽、竹簰三門，武昌門是否城西第四門？筆者以為否。一個基本的依據在于明代武昌府城之西門僅為平湖、漢陽、竹簰，三者的相對方位，據《湖廣圖經志書》卷二《江夏縣圖》可見，漢陽門在正西，平湖門在漢陽門以南，竹簰門又在平湖門東南。明代城西三門是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周德興“增拓修筑”、武昌城擴建為九門后的情形，九門的基本格局一直維持到清朝后期，其間經歷了“嘉靖十四年都御史顧璘重修”，“皇清總督祖澤遠增修，雍正六年重修”。[雍正《湖廣通志》卷一五《城池志?武昌府武昌府城》。同卷所繪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江夏縣圖》，九門情形清楚可見。]宋代鄂州城的規模不如明清時期，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在城西設置四門。進而一步，將武昌門與黃鶴山、黃鶴樓的關系，對照漢陽門與同山、同樓的關系，不難看到，《輿地紀勝》中的“武昌門”與《入蜀記》中的“漢陽門”基本一致，此二門很可能是一門二名，換言之，明代初年的武昌城西門有三，很可能是沿用的宋代布局。

    鄂州城依山傍江，建筑城垣，形成一個不規則的圓形。

    城內有子城，由原夏口城而來。《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夏口城”條：“子城本名夏口城。……張舜民《南遷錄》云：鄂城子城，與潤州子城、金城、覆舟山城、武昌吳王城，制作皆一體。皆依山附險，周回不過三二里。乃知古人筑城，欲牢不欲廣也。”宋時期，鄂州子城的城垣已“缺壞”，[《入蜀記》第五，《6游集·渭南文集》卷四七，第？？頁。]但名稱一直保留下來，至明代仍有，《大明一統志》卷五九《湖廣布政司?山川》：“黃鵠山，在府城西南，一名黃鶴山，舊因山為城，即今萬人敵及子城也。”

    二、衙署與樓臺亭閣

    鄂州城位于長江與漢水交匯之處，“地居形要，控接湘川，邊帶漢沔”，[樂史撰，王文楚等整理：《太平寰宇記》卷一一二《江南西道十?鄂州》，中國古代地理總志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校點本2oo7年版。]“通接雍、梁，實為津要”，[《宋書》卷六六《何尚之傳》，中華書局校點本1974年版，第1737頁。]“歷代常為重鎮”。[《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風俗形勝》。]入宋以后，隨著統治中心的南遷東移，鄂州的地位進一步上升。南宋時期，由于宋金戰爭的需要，鄂州更加重要，州城不僅是鄂州與江夏縣的治所，也成為路級機構所在。紹興年間，荊湖北路轉運司從北宋時的江陵移治鄂州；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在鄂州設立都統制司；不久又增設湖廣總領所。三大機構皆置司于鄂州城內。

    鄂州城地形特殊：城西以長江為限，城中山丘連綿。從西面長江邊向東延伸，依次有黃鵠山（今名蛇山）、鳳凰山、洪山和珞珈山、桂子山、伏虎山、南望山、磨山、喻家山等，形成一條綿延起伏的山脈。黃鵠山，“在府城西南，一名黃鶴山”，[《大明一統志》卷五九《湖廣布政司?山川》。（明）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三《武昌十景圖詩序?武昌郡》：“起武昌城西，臨江有山屹然而高者，為黃鶴山，郡志稱黃鵠山”，北京：中華書局校點本1998年版，第39頁。]“俗呼蛇山”。[雍正《湖廣通志》卷七《山川志?武昌府?江夏縣》。]兩宋時期，黃鵠山“起東九里，至縣西北”，橫貫全城，“林間甚美”；[《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黃鵠山”條。]山之最高處有磯，“上則回眺山川，下則激浪崎嶇，是曰黃鵠磯”，[雍正《湖廣通志》卷七七《古跡志?武昌府?江夏縣》“夏口城”條。]是一處勝景，著名的黃鶴樓就建在磯頭。[（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八《江南道三?鄂州江夏》：“鄂州州城，本夏口城，……西臨大江，西南角因磯為樓，名黃鶴樓。”中國古代地理總志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頁。]

    城中之山黃鵠山具有控扼全城的優勢，各級官府衙署環布山麓，集中于山的西麓、東麓與南麓。轉運使司“在州之清遠門內，即舊江夏縣及縣丞廳也”；湖廣總領所“置司在武昌門內”；都統制司先“置司于州治”，紹興十一年（公元1141年）“移司于城東黃鵠山之麓，即馮文簡公之舊宅也。”[以上皆出自《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監司軍帥沿革》。]基本上都分布在地勢高險的子城之內。

    路級衙署之外，江夏縣與鄂州同治，衙署坐落在州治東南子城的一座角樓——焦度樓下。[《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縣沿革》“江夏”條，同書同卷《鄂州?古跡》“焦度樓”條。]

    與各級衙署錯落交織的是眾多的樓臺亭閣。

    山川形勝歷來是官員士夫、文人墨客登臨吟詠的最愛，黃鵠山間建有眾多的樓臺亭閣，子城路府（州）衙署一帶尤為集中。

    最有名者為黃鶴樓。“在子城西南隅，黃鵠磯山上。”黃鶴樓“因山得名”，“自南朝已著”，最初是用作戰守的瞭望樓，后來引出許多相關的神話傳說，成為歷代文人墨客吟詠抒懷的對象。唐代是黃鶴樓的極盛時期，“觀其聳構巍峨，高標巃嵸，上依河漢，下臨江流，重檐翼館，四闥霞敞，坐窺井邑，俯拍云煙，亦荊吳形勝之最也。”[（唐）閻伯里：《黃鶴樓記》。引自：《文苑英華》卷八一o，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66年版。]李白、王維、賈島、白居易等名家都有佳作傳世，崔顥的《黃鶴樓》詩更是千古絕唱。入宋以后，有關黃鶴樓的詩文、碑記仍然不少，并有一幅界畫，至今尚存。畫面可見，黃鶴樓已成建筑群體，主樓周圍有小軒、曲廊、重檐華亭環繞；樓群雄峙在緊連城墻的高地上，俯瞰大江，江面波濤相逐，船桅聳立。[參見：武漢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武漢市志?文物志》“古建筑?亭臺樓閣”，第42～43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o年版。]但南宋以后，黃鶴樓“樓已廢，故址亦不復存”。[《入蜀記》第五，？？頁。]

    宋代鄂州城為數眾多的樓閣中，聲名最高的是南樓。“南樓，在郡治正南黃鵠山頂，中間嘗改為白云閣。元祐間知州方澤重建，復舊名。”[《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南樓“制度閎偉，登望尤勝，鄂州樓觀為多，而此獨得江山之要會。”[《入蜀記》第五，《渭南文集》卷四七，第2443頁。]宋代文人在鄂州的登樓詠唱之作更多的是有關南樓而不是黃鶴樓的，其中不乏名人名作，如黃庭堅詩《長句久欲寄遠因循至今書呈公悅》、范成大詩《鄂州南樓》。黃庭堅詩稱：“江東湖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高明廣深勢抱合，表里江山來畫閣…”[黃庭堅著，劉尚榮校點：《黃庭堅詩集注·山谷詩集注》（以下簡作“山谷詩集注”）卷一八《古詩五十》，中華書局校點本2oo3年版，第632頁。]將南樓的恢宏氣勢描寫得淋漓盡致。范成大的《鄂州南樓》：“誰將玉笛弄中秋，黃鶴飛來識舊游。漢樹有情橫北渚，蜀江無語抱南樓。燭天燈火三更市，揺月旌旗萬里舟。卻笑鱸鄉垂釣手，武昌魚好便淹留。”[范成大：《范石湖集·詩集》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校點本1981年版，第274頁。]儼然一幅江山市井風俗畫。南樓在黃鶴樓之東偏南，二樓之間有涌月堂，涌月樓以北有西爽亭，“下臨巖壁，有唐時及慶歷間磨崖題字”。[《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南樓之西是仙棗亭，傳說中仙人為太宗采摘大棗之處。

    黃鶴樓的西邊有石照亭，一名石鏡亭，因“臨崖有石，如鏡，…每為西日所照則炯然光”而得名。[《輿地紀勝》卷六六《鄂州?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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