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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楊時的此番出仕不過是蔡京等權臣在時局動蕩之際的一次具有宣示意味的權術操.弄，是以楊時雖然被加了不少名義尊崇的榮銜，然而在當時朝堂之上盡由蔡京一黨把持朝政的局面之下，不但以洛學取代王氏之學成為官學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實現，甚至于想稍稍改變洛學受壓制的狀態，都自無能為力。

    然而楊時的出仕并進入朝堂的權力核心，客觀上卻是使得洛學在原本在蔡京等人操控之下王氏新學一黨獨大的趙宋朝廷之上，獲得了一席之地，尤其是在當時那種局勢艱危，風雨飄搖的時刻，這種參與更是具備了往常不可比擬的意義，畢竟當時那由于邊關烽火頻傳、趙宋帝位更迭而帶來的充滿變化的時局，恰恰給洛學的由潛到顯提供了無數的可能性。

    是以在靖康元年（1126年），女真人躍馬南下，趙宋政權岌岌可危的情況下，楊時捉住機會向剛剛即位的欽宗皇帝連上了幾道奏書，除了陳述排和議、爭三鎮、一統帥等具備實際操作性的建議之外，重點卻是站在理學學者的立場，向欽宗皇帝講述理學理論體系指導下以“正心誠意”為本的治國方略，并對于荊公新學提出了激烈的批判與抨擊。

    楊時聲稱：“臣聞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2o]，而在這個推導的邏輯鏈條之中，楊時認為“自一身之修推而至于天下，無二道也，本諸誠意而已”[21]。

    以“正心誠意”作為君王治道的根本，這也是楊時一貫的思路，他曾多處表達過相同的意思，自然，楊時站在洛學傳人的立場，對于“正心誠意”，也自是加以了理學理論體系之內的詮釋。他曾言：“季常在京時，嘗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與之言：‘后世自是無人能正得心，若能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在他看來，“正心誠意”“此須是于喜怒哀樂未之際，能體所謂中，于喜怒哀樂即之后，能得所謂和”[22]，能夠做到這樣，那么“致中和，自然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其于平天下何有？”[23]

    在楊時看來，他的這種君王治道的構想，是對于以往荊公新學的一種拔亂反正。他認為王安石的治道思想是自恃“聰明有以勝人然后可以制人而止其亂”[24]，然而楊時認為這樣將會導致“若懷其勝心，而施之于事，必于一己之是非為正……又固執之以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25]，所以真正符合圣人之道的君王治道，應該是通過“正心誠意”，來體認天理，進而“存天理，去勝心”，從而達到“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26]的境界，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達到修齊治平的目的。

    在楊時的話語體系當中，君王本著“正心誠意”而體認天理，不但是達到修齊治平目的的有效途徑，而且是惟一途徑，他認為“朝廷做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為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27]。是以他在《上淵圣皇帝書》中說：“臣竊謂君臣相以之際，當以誠意為主”[28]，認為只要欽宗皇帝能夠本著正心誠意，自然便可以應付眼前的難關，甚至達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而與此同時，他在上欽宗皇帝的另一折奏書之中，更是直接對于王安石之學大加鞭撻，甚至于將蔡京一黨竊居朝政以來的種種倒行逆施，都歸罪到王安石的頭上，聲稱：“（蔡）京得以肆意妄為，而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啟之也”[29]，是以要求欽宗皇帝執行“正安石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3o]等種種激烈的舉動，以“使淫辭不為學者之惑”[31]。

    在外患當前，趙宋皇朝已然朝不保夕之際，楊時卻仍然執著于學術之辨，其急于為長期被壓制的洛學爭取到官方承認之地位的心態雖然可以理解，然而在斯時斯景之下，卻誠為不智之舉，以至千載之后，四庫館臣在《龜山集》的提要處對此亦不免譏之為：“又于靖康之時，以誠意進言”，[32]“未免少迂”，而在當時，楊時因學派之私而置朝局于不顧的舉動，更是引起了當時朝議清流以及太學生們的一致反彈，以至于不得不狼狽去職，掛冠而去。

    然而從客觀上講，楊時的這一次難，卻是使得統治者意識到了洛學是除開王氏新學之外的一大可資選擇的資源，是以在宋室南遷、高宗繼位，刻意要與前代劃清界限的時候，洛學的大興，也就成為了理所當然的事情。

    （二）批駁荊公新學

    宋室南渡之后，高宗即位，面對汴京失陷，國土淪亡的局面，急需理清前朝政治敗局的責任所在，但對于高宗而言，他卻絕不敢將責任推到已然蒙塵漠北的徽欽二帝頭上，更何況，是時蔡京等暄赫一時的當國權臣，也已然成為了朝野公認的誤國權奸，是以高宗皇帝順理成章地將靖康國難的責任，盡數推到蔡京一黨頭上，而在數十年來，一直被蔡京等人扯為護身大旗的王氏新學，也就理所當然地成了釀成北宋末年政治敗局的替罪羔羊。

    紹興五年（1135年）三月，當時的兵部侍郎王居正獻《辯學》，攻擊王氏新學，與高宗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王居正）進言曰：“臣聞陛下深惡安石之學久矣，不識圣心灼見其弊安在？敢請。”上曰：“安石之學，雜以伯（霸）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于安石。”[33]

    高宗在這里給王安石之學下了一個“天下之亂，生于安石”的結論，而這一觀點，其實恰恰是楊時在靖康元年的《上淵圣皇帝書》之中所著力闡述的。

    借著高宗將靖康之變歸罪于新學的同時，長期處于被壓制狀態的洛學，也終于有了抬頭的機會。

    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高宗即位，八月即下詔將楊時“召還朝。未至而又召（譙）定。是時給事中許景衡、左司員外郎吳給、殿中侍御史馬伸皆號得頤之學”。[34]一時之間，造成了洛學中人，群聚廟堂的景象，而紹興元年（1131年），高宗詔贈程頤龍圖閣直學士，更是極具象征意味的事件，標志著洛學在遭遇了自元祐以來數十年的打壓之后，終于有了走向廟堂的機遇與可能。

    然而王氏新學成為宋室的官學已有數十年光景，雖然其中也有過反復，但終究是時日綿長，根深蒂固，洛學雖然有了被朝堂接納的可能，但要說真正取代王學成為官學，卻還仍然是遙不可及的事情，就在高宗作“天下大亂，生于安石”的論斷并被王居正用作《辯學》序的紹興五年（1135年），哪怕是在官方的引導下，科舉考試中仍不能以洛學取代新學作取舍的標準。胡安國記載了當時的情況為：“紹興五年，省試舉人經都堂陳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試。蓋從于新學者，耳目見聞，既已習熟，安于其說，不肯遽變。而傳河洛之學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眾論洶洶，深加詆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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