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頁

    經過靖康之際的那一場轟動朝野的爭執，楊時是時已然是深孚天下洛學學者之望的一個標志性人物，是以高宗皇帝甫登帝位時，但立即下詔召其還朝，爾后又屢加封賜，而楊時也敏銳地意識到了是時洛學在朝堂之上所面臨的機遇與局面，是以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時光之中，仍然捉緊時間盡一切機會展開了對王安石新學的批駁。

    紹興三年（1133年），楊時致仕歸鄉后，以八十一歲高齡，連作《三經義辯》、《日錄辯》、《辯字說》等三書，站在理學學說的立場，對于王安石的新學進行了集中的批判。

    王安石不贊成性善性惡說，而持性情統一論，在他看來：“喜怒哀樂好欲惡未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欲于外而見于行，情也。情者性之本，性者情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盵35]據此而王學認為“情者性之本，性者情之用”，是以反對格除人欲，在這一點上與理學學說存在著巨大的分歧，而楊時聲稱，這是因為王安石新學未知“性命之理”。

    他認為：“荊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币驗椋骸捌湓弧刮摇?，正所謂使然也，然使者可以為命乎？以命在我為性，則命自成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若云：‘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此語似無病，然又不需如此說。性命初無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36]

    而對于王安石對“極高明而道中庸”這一命題所做的“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處人“的這一詮釋，楊時也從理學的角度做出了批判，在他看來王安石此說無疑是將“高明”與“中庸”截然分開，從而“所以自待者常過，而以其所賤者事君親也”[37]，在他看來，此舉不啻于離經叛道的舉動，將導致“離內外，判心跡，道常無用于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38]。

    楊時認為，“高明”與“中庸”二者本應是體用關系，不可截然而分，是所謂：“高明即中庸也。高明者中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也。”[39]“極高明而不道乎中庸，則賢智者過之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為二致，非知中庸也。”[4o]

    楊時的這一看法，雖然后世的朱熹也不盡認同，認為：“《或問》中以楊氏所譏王氏之說為非是。柄竊以高明與中庸雖非二物，然細分之，亦不為無別……王氏判而為二固非矣，而楊氏又渾然無所區別，則亦不察中庸、高明所以得名之實也?！比欢诋敃r這一對于王安石新學的批駁卻極具影響，連是時高宗皇帝在與秦檜等大臣談論時也說：“極高明而道中庸，此不可分作二事”[41]?？梢姼咦诨实垡彩艿搅藯顣r學說的影響。

    自然，對于楊時對荊公新學所展開的猛烈批判，并不可以視為純粹的學術之爭。自王安石變法而引起了“新舊黨爭”以來，北宋朝堂上新黨與舊黨的相互攻訐便無日無之，甚至可以說“新舊黨爭”是北宋中后期政治的主要表現形態。洛學作為站在舊黨立場之上的學派，其對于王安石新學的攻擊淵源有自，早在宋神宗元豐年間，二程就已然與王安石有過類似的交鋒。

    由王安石一手創建的新學，作為一個學術流派以及官方正統的意識形態，在北宋中后期的學術界中，占據著絕對的統治地位，其影響遠在與其同時的洛學、蜀學、朔學之上。荊公新學在學術之上的建樹亦難以抹煞，其重視禮學、推尊《孟子》，以及在解經之時注重文字訓詁方法等方面，都對于當時的學術風潮有著深遠影響，甚至可以說北宋中后期社會各種學派思潮在建構各自的學術體系的時候，都難以逃得開荊公新學這一語境的籠罩。

    然而荊公學說產生于政見紛爭之際，這也就注定了它絕不是作為純粹的學術體系而存在的，荊公新學為了肩負給熙寧新法提供理論基礎的這一使命，使得其在許多地方不得不強自為文，其學術體系的建構在先天上就有許多不周之處，而在王安石身后，站在荊公新學立場的所謂新黨黨人，更多地只注重于荊公新學之中的政治理念方面，對于學術建構漠不關心，反而沿襲了自王安石時代就曾采用過的以政治強制力來推行學術專制的做法，這更使得荊公新學的學術建構在王安石之后便后繼無人。在楊時活動的時代，新學已經完全淪為了當時權臣黨爭的幌子與工具，是以楊時這種過于激烈甚至于頗有陷于意氣之爭的對新學的批駁舉動，也有著他深刻的心理基礎。

    二程作為北宋中后期自創門風的哲學大師，對新學弊病的指摘均是立足于洛學學說的基礎之上，有著充分的學理基礎，所以較諸三蘇蜀學的嬉笑怒罵而言，更能鞭辟入理，接觸本質，而楊時作為當時極具代表性的洛學學者，他對于荊公新學的批判雖然時有迂于意氣之爭的嫌疑，在理論基礎上也不若乃師那般深厚，但其早年時為應付科考曾經研習過荊公新學，又曾出入釋、老二家之學，是以他對于新學的指責，往往可以入其室而抄其戈，真正切中其弊，正如《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所言：“楊時于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所以

    楊時為批駁新學而做的幾部著作，在當時影響極為深遠。紹興九年（1139年），時任言官的楊時之婿陳淵，與高宗皇帝談論理學與王氏新學之優劣異同之時，高宗皇帝就親口稱：“楊時之學能宗孔、孟，《三經義辯》甚當理。”[42]可見楊時晚年站在理學學者立場所做的駁斥王氏新學、播揚洛學之作，引起了當時最高統治者的充分關注，為南渡之后洛學的興盛，打下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總之，楊時雖然幼年曾受佛老影響，少年時亦曾研習荊公新學，然而自從師從二程之后，卻一直在學術上、在行為上，都堅守著理學學派別的思想與立場。在元祐之后洛學迭逢打擊的情況之下，正是由于楊時的努力，保證了洛學門風的傳承與播揚，而洛學于南渡之后大興于天下，與楊時的作為，也有著直接的關系。

    此外，在當時朝廷上禁絕洛學公開講學的情況下，楊時借著自己游宦四方的機會，傳播洛學，從而將洛學門風傳進了地處東南一隅，在當時相對閉塞的福建，直接催生了朱熹閩學的誕生，程顥當日目送楊時遠去之時曾言：“吾道南矣！”楊時一生所行，實無愧其座師這一轉語。

    楊時對于二程著作的考訂編纂，以理學學說的觀點對于儒家典藉進行解注的工作，不但在當時使得二程思想的原貌得以保存，同時啟迪了斯后的集理學大成的朱熹，也給后世的研究者們，保留了理學學說草創之初思維路向的原貌，使我們可以了解到二程與朱熹之間思想承轉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第(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