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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情是人之常情，是道德觀念，法律是底線，守護的就是人們的道德底線和倫理觀念。所以法理不外乎人情，立論很硬。

    但馬上就有反對方站出來：“予以為。此案公道。楊生有罪。良賤不婚，此乃成法，白紙黑字，豈能有法不依？”

    這個反駁也很硬，貴賤不通婚，這是寫入法律的明文規定。要怪就怪法律不公，但在法律更改前，就要以法律為準。法律需要尊嚴，尊嚴不是靠當權者的賜予，而是靠法律的剛性。

    可馬上有人站出來找出漏洞：“兄臺以為，楊生有罪。罪在良賤不婚，《大夏律例·    戶律·    婚姻》有云：凡家長與奴娶良人女為妻者，杖八十。女家減一等，不知者不做。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長知情者，減二等，因而入籍為婢者，杖一百。楊生發配、充軍，有公道？”

    這個案件中，唯一鐵定的，就是唱戲的楊生和官家小姐韋女私下結婚了，這是律法明確反對的。大夏律例關于良賤不婚的規定，在某種程度上，是保護普通良民的。能迎娶良民的賤民不會太多，靠自己的更少，因此只有那些大戶豪族的家奴，才有實力迎娶良民。所以大夏律規定，為家奴娶良民的家長（主人），要打八十棍子，當然這門婚姻也是作廢的。如果為家奴娶了良民后，為了規避法律，還將良民入籍為婢女的，要打一百棍子。這顯然保護的是絕大多數的普通百姓，尤其是窮苦百姓。所以劉知易才認為這條法律還算公平，愿意站楊生有罪。

    當然這條法律本身肯定有不公平的地方，但法律從來只能相對公平，做不到絕對公平。比如法律只禁止賤民娶良民女子，可不禁止男人納妾青樓女子，這是男權的問題，顯然男權比女權大，而且漠視了賤民的權力，基本上沒把賤民當人。但這跟這一條律法無關，本條律法絕對是在男權社會、封建社會，男女不平等、階層不平等的基礎上，在法律的能力范圍之內，盡可能保護最廣大普通人的一條善法。如果沒有這條法律，林花父親那種王府豪奴，不可能只娶一個王府女奴，恐怕早就妻妾成群了。

    針對楊生一案，憑借最樸素的情感，大家覺得楊生值得同情，兩情相悅，發乎于心，對這些法學年輕士子來說，正是最浪漫的時候，更加同情楊生和韋女。另外縣令判決有些問題，楊生按照當地舊俗搶親，被誣告成了誘拐，以最高刑罰判處，如果說縣令自己沒問題，劉知易都不信。

    可他依然認為公道，當即反駁：“楊生搶親，于法不和，實為強掠。”

    又有人反駁：“叔父誣告，為財而來，縣令污判，同流合污。若此案公道，還有天理否？豈非縱人行惡？”

    這個反駁很給力，有牽扯到一個很大的法理，那就是，法律是導人向善的。一提到善惡，就是最大的法理問題。

    劉知易繼續反駁：“叔父或有貪財，縣令或有受賄，但楊生搶親，于法不合，判楊生者，法也，非縣令也。若以叔父及縣令為惡，而定其判決公道，豈非本末倒置。切記，法不誅心！”

    叔叔明顯是沖著韋家的遺產來的，縣令受賄幾乎可以斷定，可這不影響判決的結果。受不受賄那屬于另一件案子，本案中，楊生用了法律不承認的方式，搶走了韋女，這就是強搶民女，因民女知情，判一個誘拐，并不過分。法律不能因為人的動機，而對案件本身產生差別對待，法不誅心。

    又有人反駁：“所謂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各地風俗不同，不能以一而論?！?

    這是一個現實，這是一個封建社會，封建族權很大，世家大族普遍實行家法，家法與國法有很大沖突，因為目的不同，國法是為了維護國家統治，家法只關心一家之興衰。所以有的地方，宗族族長以家法殺人，比如對家族里的寡婦偷人，浸豬籠沉水塘，官府不太干涉；可是家族子弟犯了國法，大家族往往想方設法藏匿，經常與官府沖突。

    風俗介于家法與國法之間，一般情況下不會跟國法沖突，畢竟風俗也是導人向善的，可因立場和目的不同，在細微處就有了差別。不能因為共性的不沖突，而否定差別時候的優先性，劉知易認為，在國法與地方風俗出現沖突的時候，應以國法為準。

    在推及開來，劉知易還覺得，這是一個海洋法系和大陸法系的區別。劉知易考過司考，學的當然是大陸法系。他站大陸法系，因為這是國情。海洋法系誕生于部落時代發展而來的民族國家，同一個部落，風俗相同，因此可以讓不專業的民眾參與審判，便于平息民憤。大陸法系誕生于帝國形態的國家，管理的民族眾多，風俗各異，讓民眾參與，以風俗判決，容易產生糾紛，同樣的案子，在某地一個判法，到另一地會是另一個判罰，不利于和諧。另外大陸法系本身，就是帝國進行移風易俗，統一民情的重要工具。大夏王朝顯然屬于大帝國，適用于大陸法系。

    劉知易馬上道：“倘若判決依托風俗，那么楊生案在越郡審判，楊生搶親是風俗，可以不算誘拐。那么放到京師呢，假若韋家叔父來京城告御狀，是不是這風俗就不作數了。諸位在太學辯法，是不是也該依京城風俗，不認搶親風俗？”

    劉知易駁斥有力，奈何對手眾多，依然有不服氣的，而且激蕩起了法家氣勢。

    劉知易感覺到一股股強烈的壓力開始影響他的心志，許多雜念在他心中激發，“是的，風俗應該被遵守”“法理不外乎人情”“楊生韋女，兩情相悅”“判決楊生，就是縱容惡行”。

    劉知易運轉法家真氣，真氣運行也激發出一股氣勢，這氣勢中內含著他的信念，“風俗可以被遵守，但必須是在法律之下，假如風俗是燒殺搶掠，也要遵守嗎？”“法理不外乎人情，法理還要超越偏狹的人情，法理必須在人情之上”“兩情相悅，自然可惜，但良賤不婚，保護了更多人，法律永遠是保護最多人的，而不是為了某一個人個案”。

    每個人的氣勢不同，氣勢的共性還開始發生共鳴，凝聚成更有威勢的氣場，兩股不同氣場，在徙木齋中互相碰撞，同時辯法還在繼續。

    運轉真氣的法學士子，辯論起來更加激烈：“京師有風俗，可榜下捉婿。外地并無此風俗，曾有地方土豪，鄉試捉婿，對方不從，乃至發生命案者。此案當地郡守審理，判決捉婿者無罪。地方可以遵從京師風氣，京師就不該遵從地方風俗？”

    這個案子，劉知易知道。在南湖郡有一個地方土豪，女兒刁蠻任性，在當地風評不佳，到了婚配年紀，無人敢娶。焦慮的老父親就想到了京城風俗，決定效仿。在鄉試放榜日，派家丁在榜前蹲守，見有士子考中秀才，派家丁邀請。結果士子一聽是這家，倉皇而逃，家丁邊追邊喊，士子驚慌，失足落水溺亡。當地郡守判決，士子是自己溺亡，與土豪并無關系，判了家丁一個過失殺人，土豪無罪。

    把這件案子拿出來，就挑明了京城和地方的不同，甚至挑破了中原和邊郡的不同。大夏王朝是一個封建大帝國，是中原勢力靠武力統一天下，在各地推行的，上至源自中原的禮法，下至一些中原人的習俗。這是政治問題，很明顯不是很公平，帶有征服者強行同化被征服者的特征。辯法把這件事都拉了出來，已經上升到了法律之外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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