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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大治，先大亂。

    失德之后，一切空白，方能立新。

    是等待新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條件下的“萬物自化、德自成也”；還是“理性的說知去判斷什么才是符合新時代的德”，那就是將來的墨道之爭了。

    現在則是墨道同盟一起對抗儒家的圣人禮法之德。

    墨家講“我有天志如匠人之有規矩”，道家講：“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于江海”。

    本身天志這東西，是分兩種的。

    墨辯中的天志，是數學、光學、幾何學、靜止力學、辯論學、邏輯學這些東西，這算是理科的天志，是理科的“道”，永恒不變以萬物為芻狗的道。

    而入世的天志，則可以認為是社會科學。

    墨家是入世的，所以在社會這個天志上，墨子講評斷一件事是否合于天志要看“使人富、使民安、使人增”，被適修正為“社會財富總和的增加、公平、人口增加”這三點，這是總綱，在總綱之下便可以利用思辨邏輯和理性進行推理。

    以天志助人事，以人的主觀能動性利用永恒不變的道，來實現人的自我需求和欲望。

    留下了這三表作為目的。

    留下了邏輯學推理作為方法。

    這就已經足夠為將來的改變做準備，方法是固定的、確定的、研究真理的方法，那么“真理”也就只能是階段性的“真理”，是可以被更改的，因為天道永恒不變，所以如果得到的結論和觀測的結果不符，只有一種可能：弄錯了，因為天道不變。

    這就像是墨子說“力、物之所以奮形也”，是說力是物體運動的原因，但是經過適做了幾個實驗后這句話沒有變，但是解釋起來的意思就變為了“力是物體改變運動或靜止狀態的原因，而天地間的規矩是物趨向于保持原本的狀態”。

    這個實驗是在墨子去世之前做的，其結果對于墨家是至關重要的。

    十分重要，重要到天翻地覆。

    重要的不是墨子承認了力不是物體運動的原因這個結論。

    重要的是墨子承認了適總結出的方法和以驗為先和理性推論糅合的方法。

    這個改變的重要性，意味著“方法”本身的法理性是大于“結論”的。

    從那一刻開始，墨家理科天志的”方法“，高于已有的一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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